1985年的夏末，暑气还没被台风刮走，羊城老城区的红砖楼总像被浸在温吞的糖水里。

     新世代影音公司，会议室没装空调，天花板中央悬着台掉漆的铁皮吊扇，金属叶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像是老黄牛喘着粗气。

     墙面上贴着两张纸：左边是泛白的“抓生产，促效益”标语，下面用红笔圈着“1985年目标：突破8000万”，红圈外面又被人用黑笔添了道粗线，把数字改成了“1.2亿”；右边是张泛黄的市音像出版社挂靠协议，边角卷得像海带，落款处的公章还能看清“国营”两个字。

     靠墙的三屉桌是从出版社借的，木纹里嵌着经年的污渍。

     桌上摆着两只蓝白搪瓷杯，左边那只印着“1984年度先进集体”，杯沿磕掉了块瓷，里面飘着三片发蔫的龙井，是前天的陈茶，杯壁上的水痕一圈叠一圈，像年轮似的记着主人反复续水的次数；右边那只没图案，杯底沉着层黑褐色的茶垢，显然不常洗。

     烟灰缸是玻璃的，裂了道缝，里面横七竖八躺着五支“双喜”烟蒂，滤嘴都黄得发油。

    最上面那支还冒着细弱的青烟，在斜照进来的阳光里扭出歪歪的弧线，没等飘到吊扇底下，就被一股热风搅散了。

     李平坐在主位上，涤纶衬衫的后背汗湿了一大片，贴在身上像块深色的膏药。

    他猛地把搪瓷杯往会议桌上磕，“当”的一声，褐色茶水溅在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玻璃台板上，洇湿了半张写满字的报表。

     报表上的数字用圆珠笔写得又粗又黑，“北京：80万盒”“上海：120万盒”“成都：65万盒”的字样清晰可见，最底下一行“净利润1.2亿”被他用笔尖戳出了个小凹坑，纸纤维都翻了起来。

     “上个月出版社的老王找我们对账，你猜他怎么说？”李平攥着圆珠笔的指节发白，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人家说小然的磁带都铺到全国二十七个省市了——从哈尔滨到海口，从乌鲁木齐到厦门，哪个音像店没摆着？一半多的钱都得给单位缴了？” 他说着就扯了扯领口，涤纶面料摩擦着脖子，发出“沙沙”的响，像是勒得他喘不过气。

     桌角的电风扇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吹得他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滑，滴在报表的“上海”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墨渍。

     “阿平，你先坐下。

    ”李强靠在窗边，手里夹着支没点燃的“双喜”，手指在烟身上转着圈。

     他穿的的确良衬衫是浅灰色的，袖口卷到小臂，露出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表盘边缘有点刮花，表针指向下午两点半。

     他把烟凑到嘴边，摸出火柴“嚓”地划亮，火苗舔着烟纸，“这是上头新定的税率，咱们挂靠在国营单位下，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我那边开的三家音像店，税点比你们还高五个点，上个月缴完税，净利润就剩个零头。

    ” “强哥，话可不能这么说！”李平“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你那是零售店，我们这是生产加批发！1.2亿的利润，按48%的税点算，我得缴差不多6千万！” 他指着报表上的数字，唾沫星子溅到台板上，“6千万啊！能买多少台压模机？能开多少家分店？就这么白白缴上去，我心疼得夜里都睡不着！” 张凤坐在李平旁边，身子往李强那边凑了凑，声音尖细得像老旧唱片卡了带，还带着点刻意的委屈：“就是啊强哥，你可得替咱们想想办法。

    这钱可是小然一首首歌录出来的，是我们盯着工人一盒盒压出来的，凭什么要被割这么大一刀？我这几天一想到要缴6千万，饭都吃不下。

    ” 她穿着件碎花连衣裙，领口别着个塑料珍珠发卡，脚上是白色的塑料凉鞋，脚趾甲涂着珊瑚色的指甲油——是上个月去魔都时买的，据说现在最时兴这个颜色。

     她说话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手袋的边角，那只鳄鱼皮手袋是仿的，边角已经磨得发亮，露出里面的人造革。

     李平眼珠一转，突然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压得低低的，像在说什么惊天秘密：“要不……咱们跟单位瞒报？就说这个季度只赚了100万，顶多缴55万的税，这一下就能省下五千九百多万！” 他脸上浮出狡黠的笑，嘴角都翘了起来，仿佛已经看到那笔巨款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咱们把账本改改，把那些代工的单子压一压，出版社那边哪能查得那么细？” 李强闻言，眉头“唰”地拧成个“川”字，手里的烟猛地摁进烟灰缸，烟灰溅到台板上，他却没心思擦。

     “你糊涂！”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火气，“咱们跟出版社的账目是绑在一起的，每月要交三份表：生产进度表、销售流向表、回款明细表。

    人家财务科的人会对着邮局的汇款单一笔笔核，你说卖100万，邮局那边过来的汇款能瞒住？还有咱们找的那几家番禺小厂，人家是集体企业，每批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