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守备太监王宏的密奏，证实了朱厚照之前的某些猜测。

     漕运案虽在北方暂时告一段落，但其引发的震荡，正沿着运河这条帝国的主动脉，向南蔓延。

     密奏中提到，自通州仓场案发，尤其是寿宁侯被革爵圈禁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及江南各地的官场，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

     以往与京城张家过往甚密、乃至可能通过漕运分润利益的某些官员、士绅，如今皆风声鹤唳，有的紧急变卖产业，有的闭门谢客，更有甚者，开始暗中转移财产，疏通关系，试图撇清与张氏乃至漕运旧案的联系。

     “据奴婢暗中查访，”王宏在密奏中写道，“南京户部、工部一些官员，与已伏法的孙淼、杜茂等人，确有书信及钱财往来，数额不小。

    且江南诸多粮绅、漕帮，与仓场、漕司勾结，通过‘包漕’、‘浮收’、‘以次充好’等手段牟利，已成积年痼疾。

    文总督在通州之举，已使彼等如惊弓之鸟，恐其下一步，便会将整顿之火烧至江南…” 朱厚照合上密奏，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舆图前，目光再次落在蜿蜒的运河线上。

     他知道，王宏所奏非虚。

    通州和淮安，只是漕运贪腐链条上的两个关键节点，真正的根源和最大的利益群体，还在南方，在那些承担了绝大部分漕粮征收任务的鱼米之乡。

     那里的士绅豪强、地方官吏、漕帮势力盘根错节，关系网络更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次漕运案的成果是显着的，也是有限的。

     成果在于： 第一，立威。

     以李蕙、孙淼、杜茂等一批中高级官员的脑袋，以及张鹤龄兄弟的爵位和财产，狠狠打击了贪渎之风的气焰，向天下昭示了皇帝整顿吏治、法不容情的决心。

    这为后续的改革扫清了不少政治障碍，也让许多观望者开始重新评估这位年轻皇帝的意志和手段。

     第二，清障。

     清理了通州仓场和部分漕司衙门的蠹虫，为文贵接下来理顺漕运、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

    至少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方面的的腐败行为会有所收敛。

     第三，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