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实务选编》及其附录的《漕运弊政数据辑要》如同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大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式拉开了舆论战线上的硝烟。

     在京师，反应最为迅速的是国子监。

     年轻的监生们血气方刚，最容易为新奇事物和震撼性信息所激动。

    当《京报》送达国子监博士厅，几乎瞬间就被争抢一空。

     那冰冷而确凿的数据，让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学子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官场贪腐的触目惊心。

     “岂有此理！每年七千石！皆是民脂民膏！”一名来自山东的监生拍案而起，脸色因愤怒而涨红，“若非陛下圣明，文总督铁腕，我等还道天下承平，岂知蠹虫已将国本蛀空至此！” “还有这‘浮收’！家父乃地方小吏，常言征粮之难，胥吏如狼似虎…今日方知，根源在此等积弊！”另一名南方监生感慨万千，对朝廷整顿之举生出更多理解。

     当然，也有持重或持不同看法者。

    一位年长些的贡生沉吟道：“数据固然惊心，然…如此公然刊载，是否过于激烈？恐引起官场恐慌，亦伤及朝廷体面…”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更多支持改革的声音淹没。

    “体面？若任由蠹虫啃噬，才是最大的不体面！”“《京报》刊载事实，何错之有？正应让天下人看清弊端，方能同心协力，支持陛下新政！” 国子监内，围绕《京报》和数据，分成了支持与质疑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种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启蒙和碰撞。

     更多原本只知埋头经义的学子，开始将目光投向实实在在的国计民生。

     在江南，震动更为剧烈，也更为复杂。

    苏州、松江等府的官绅集团，在最初的惊慌和被动之后，迅速调整了策略。

     他们不再公然否认数据——那太容易被戳穿——而是转而攻击《京报》的“动机”和“方式”。

     一些由江南士绅操刀或资助的“私刻小报”（一种非官方、流传于士林之间的手抄或木活字印刷品）开始出现，上面的文章言辞“恳切”，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京报》所列，或为事实之一隅，然以偏概全，恐非忠厚之道。

    东南财赋，支撑半壁江山，官绅士民，皆赖漕运以存。

    今朝廷锐意改革，其心可嘉，然若手段过于酷烈，舆论先行定罪，恐寒了天下忠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