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厚照于西苑播撒未来种子之时，江南的局势，在《京报》第二期出刊后，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费宏忠实地执行了皇帝的指示。

     第二期《京报·实务选编》重点刊载了文贵在苏州府查实的一起典型案例：苏州府下辖吴县粮长沈荣，勾结漕帮小头目及县衙户房书吏，在去岁漕粮征收中，将本应“折色”的部分，强行要求粮户缴纳“本色”，并在斛面上大做手脚，采用“踢斛淋尖”等手法，额外多收近两成粮食，中饱私囊。

     导致数户小农因无法足额缴纳而被迫卖田，甚至有老农不堪逼迫投河自尽。

    文章详细列出了人证、物证（包括被篡改的粮票存根和私下分赃记录），数据翔实，过程清晰，令人发指。

     同时，刊物再次醒目地提到了漕运弊政导致的巨额浪费，并与杨一清奏报中提及的宣府镇某部因粮饷不继、士兵只能日食一餐的窘境并列刊出。

     这组报道，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剥开了江南官绅“体恤民生”的虚伪外衣，露出了其内部残酷剥削的实质。

     投河老农的惨状，与边关将士的饥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道义上给予了反对派沉重一击。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在苏州，原本一些被蒙蔽或被迫沉默的中小地主和普通粮户，看到《京报》上披露的、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案例，积压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虽然不敢公然对抗，但私下里的议论风向开始转变，对文贵整顿“浮收”等弊政的抵触情绪大为减轻，甚至隐隐抱有期待。

     在南京国子监，江南籍的监生们陷入了尴尬和分裂。

     他们中不少人家境优渥，与官绅集团关系密切，但年轻人的良知和读圣贤书培养出的正义感，又让他们无法对《京报》上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

     “这沈荣，真乃衣冠禽兽！”一名性情耿直的监生怒道，“如此盘剥小民，与盗匪何异！难怪陛下要大力整顿！” “可是…如此公然刊载，是否…是否有些不教而诛？毕竟只是个案…”另一些家有类似恶径的监生试图辩解，但语气远不如之前强硬。

     “个案？《京报》首期数据难道是假的？正是这无数‘个案’，才堆砌出那般触目惊心的总数！吾等读圣贤书，当明辨是非，岂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