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的“立信”之策，很快找到了目标。

    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他雷厉风行，下令锁拿了苏州府户房那名在漕粮收兑中多次利用“踢斛淋尖”手段，贪墨粮食数百石的陈姓书吏，以及与之勾结、坐地分赃的粮长沈荣（懒得取名了，解释下，与前次《京报》披露的吴县沈荣非一人）。

     此案人证物证俱全，文贵拟判二人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赔补受损粮户。

     此判一出，苏州官场为之震动！虽然处理的只是两个“小角色”，但其象征意义巨大。

     这意味着文贵真的要动手了，而且是从最基层、最普遍存在的弊端开刀！ 陈书吏和沈粮长背后的关系网立刻活动起来。

     说情者、施压者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试图通过南京守备衙门的关系向文贵施压。

     然而，文贵软硬不吃，将所有说情者一律挡驾，并迅速将案卷判决上报刑部复核，同时抄送《京报》编修斋。

     消息传到京师，再次引发了朝野热议。

    支持者拍手称快，认为文贵抓住了要害，彰显了朝廷决心。

     反对者则暗中诋毁，称其“小题大做”、“沽名钓誉”，甚至暗示文贵借此打击江南士绅。

     就在此时，《京报·实务选编》新一期出刊。

     费宏秉承皇帝“公正务实”的旨意，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完整地刊载了苏州案的详细案情、证据链、判决依据以及文贵对此案的说明。

    同时，刊物还另辟一栏，名为“众议”，首次尝试刊载了两位江南籍官员对此事的不同看法。

     一位官员认为文贵处置得当，有利于整肃纲纪，清除积弊。

     另一位官员则委婉地表示，此类现象在江南并非孤例，若一律严惩，恐牵扯过广，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建议以教化、规范为主。

     这种将不同观点并列刊出的做法，再次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打破了官方文书一言堂的传统，让读者能够看到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声音，自己去思考、判断。

    虽然争论更加激烈，但一种更加开放、理性的议政氛围，似乎在悄然形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司礼监刘瑾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打击政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他指使手下心腹太监，暗中搜集费宏“遴选文章失衡”、“纵容攻讦朝廷大员（指文贵）”的“证据”，并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