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问题,我早有预料。
日本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远超我们的工业实力。
而我,除了利用我穿越者带来的一些超前知识,更要借助现有的一切力量,去弥补这些差距。
“技术人才方面,我回去后会安排军事委员会教育训练部,加大对理工科学生的培养,并鼓励留学海外的学生尽快回国效力。
”我沉思片刻,“至于原材料……短时间内,我们只能继续依赖进口。
但我们必须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战略物资储备,并研究国内替代方案。
刘厂长,请您安排工程师们,对国内的铁矿、铜矿、煤矿等资源进行详尽勘探,看哪些可以尽快投入开采,形成自给自足的能力。
”
刘伯元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这确实是长远之计!将军的眼光真是高瞻远瞩!”
离开兵工厂,我的心情沉重。
我知道,距离全面抗战爆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从容地发展工业。
但即便如此,我也要尽力去争取,去努力。
当天下午,我又召集了负责全国各军事区域协调的幕僚们开会。
其中一位来自华北区域的联络官,名叫张子忠,他是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将军。
他向我汇报了华北军区内部存在的派系问题和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困难。
“韩将军,”张子忠将军语气有些无奈,“华北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来已久,宋将军虽然尽力整合,但各部之间互不统属,甚至时有摩擦。
这种分散的局面,一旦日军大规模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
我听着他的汇报,心中五味杂陈。
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现实困境。
地方军阀,中央军,红色军队,各自为政,各有盘算。
要将这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谈何容易?
“张将军,我知道其中的困难。
”我沉声说道,“但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克服的。
在民族存亡之际,任何个人恩怨、派系利益,都必须放在一边!我会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加强对华北军事区域的统一领导,尽快调整人事,将不听从指挥的顽固分子撤换掉!”
张子忠将军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敬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华北战局将有莫大的助益!”
但我的内心并不乐观。
我知道,在真正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种整合注定是困难重重的。
许多地方实力派,只有在真正面对日军的炮火,体会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才会放下私利。
而那时,或许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周,我还接见了来自华侨总会的一些代表。
他们忧心忡忡地向我询问国内局势,并表示海外华侨愿意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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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陈嘉庚的南洋华侨领袖,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
他激动地对我说:“韩将军,海外华侨虽身在异乡,但心系祖国!若国家有难,我们定当竭尽所能,倾家荡产,也要助国家渡过难关!”
我看着这些赤子之心,心中感动不已。
正是有了这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陈先生,各位侨胞,”我起身向他们深深鞠躬,“感谢你们的慷慨和爱国情怀!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贡献。
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誓死抵抗外敌入侵!”
送走华侨代表,我站在窗前,心中感慨万千。
内忧外患,军备困境,民族凝聚力尚待加强。
我们面临的局面是如此艰难,仿佛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
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
我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必须找到一条生路。
五月第三周:日方密谋与国际风云
五月的第三周,华北的平静被打破。
日方在丰台问题上,继续施加压力,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密谋。
同时,国际局势也风云诡谲,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远。
周一,我收到来自北平特务处的秘密情报,显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正在与日本外务省进行秘密电报往来,内容涉及对华北的进一步“行动计划”。
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杀气,让我不寒而栗。
情报负责人赵国文,脸色苍白地将这份经过解密的情报递给我:“将军,这份情报的来源极其隐秘,是一位潜伏在日军内部的爱国志士冒死传出来的。
日方高层正在讨论,如何利用华北现有矛盾,制造事端,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
”
我接过电报,上面写着一些模糊的代号和地名,但结合我的历史知识,我能清晰地判断出,这些“行动计划”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他们想要通过一场“意外”,彻底点燃战火。
“立刻将这份情报呈报最高统帅部!”我命令道,声音中压抑着怒火,“同时,命令华北驻军提高警戒级别,加强巡逻,但务必克制,避免主动与日军发生冲突。
现在,我们绝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我深知,日本侵略者是蓄谋已久,他们会想方设法制造事端。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争取更多的准备。
当天下午,我又收到了一份来自外交部的密报。
国际联盟对日本在华北的行径表示“关注”,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
英、美等国虽然表面上表示对中国“同情”,但实际上都在观望,不愿直接与日本发生冲突,担心会影响他们在远东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社会……”我苦笑着对赵国文说,“他们只会隔岸观火,直到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我们中国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
赵国文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愤慨:“将军说的是。
指望国际援助,无异于与虎谋皮。
”
我清楚地知道,历史上,中国在抗战初期几乎是孤立无援的。
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悲愤,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的决心。
周三,我召集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几位负责军事训练和编制调整的将领开会。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宿将,比如负责训练的白崇禧将军(虽然我不能直呼其名,但他的身影和职责在我的安排中是清晰存在的),以及负责编制调整的何应钦将军。
“各位将军,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全面抗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环视着会场的每一个人,语气沉重而坚定,“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训练步伐。
现有的编制和训练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
白将军皱着眉头,提出了一些实际困难:“韩将军,我们现在许多部队的武器装备还停留在落后的水平,基层士兵的识字率也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训练效果。
”
何将军则对兵员补充感到担忧:“一旦全面开战,兵员损耗会非常大。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的征兵和补充制度。
”
我深吸一口气:“这些问题,我都有所考虑。
首先,我会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加强对士兵的文化教育,争取在短时间内提高识字率。
其次,我们要尽快引进外国军事顾问团,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术。
再者,关于兵员补充,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确保兵源的充足和公平。
”
我知道,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现,但只要开始做,总会有效果。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而我必须尽可能地去加速它的转动,朝着胜利的方向。
这周,我还特别关注了“红色军队”的动向。
我知道,他们正在向最高统帅部表达合作意愿,希望能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也是历史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