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官军慌乱叫喊时感觉“这口恶气总算出了点”。

    他没有大道理，只有真实的经历和情绪。

     一个因为后勤司公平分粮而第一次拿到足额食物的年轻士卒，小声地说：“以前……以前总怕分不到，或者分得最少……现在，至少知道，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些身边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远比任何华丽的说教都更有力量。

    它们让“义军”、“天策府”、“规矩”这些词汇，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与具体的、可感知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

     更重要的是，方腊开始有意识地将“思想建设”与“实际利益”更紧密地捆绑。

     教导司在庞万春的协助下，开始尝试建立最原始的“功劳簿”。

    不再是模糊的“某某作战勇猛”，而是尽可能记录具体事迹：谁在夜袭中点燃了辎重，谁在巡逻时发现了敌情，谁主动照顾重伤员……同时，也开始记录一些消极行为：谁无故缺席巡哨，谁散布消极言论，谁在分配物资时争抢搅闹。

     这些记录，虽然粗糙，却开始成为后勤司分配稍好一些的食物（比如偶尔多出的一勺粥）、伤药，甚至未来可能存在的“奖赏”的重要依据。

    方腊甚至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明确表态：“今后，凡教导司记录在功者，优先补充兵甲，优先考虑提拔！” 反之，对于那些记录在过者，不仅会受到批评，在物资分配、任务分派上也会受到更严格的对待，甚至其所在的小队也会受到连带影响。

    方腊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忠勇”和“异志”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种将思想表现与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开始产生微妙的效果。

    一些人开始主动向教导司的人反映情况，汇报一些他们认为“有功”或“有过”的事情。

    虽然其中难免夹杂私怨，但一种关注“行为”和“影响”的氛围，开始慢慢形成。

     思想的转变，如同冰雪消融，缓慢而艰难，但并非毫无迹象。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又一次宣讲结束后，人群没有立刻散去。

    篝火噼啪作响，映着一张张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