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广场上那座由红色“大团结”堆砌而成的钱山，以及那句石破天惊的“我叫它，让未来，提前到来”，如同一颗精神原子弹，在小城平静的上空轰然引爆。

     一夜之间，整座城市都疯了。

     “广场时装秀”这个新奇的名词，以燎原之势，成为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

    它不仅仅是一场成功的商业活动，更是一次对整个时代沉闷审美的公开处刑，一个写入了城市记忆的神话。

     喇叭裤，不再是流氓混混的专属，它被赋予了“时髦”、“潮流”、“官方认证”的全新标签，一夜之间成为了所有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圣物。

    买到那两百条裤子的幸运儿，走在街上，收获的是无数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腰杆都挺得比别人直。

    而没买到的，则捶胸顿足，四处打听卫红服装厂的地址，准备第二天就去厂门口堵人。

     杜建邦这个名字，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

    有人说他是从京城来的高干子弟，下来体验生活的；有人说他是从海外归来的神秘富商，回来报效祖国的；更有人把他描绘成了一个能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商业奇才。

    总之，在市民的想象中，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成了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符号。

     成功的余波，像温暖的浪潮，席卷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有一个地方，被这股浪潮拍打得支离破碎，寒冷刺骨。

     王秀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红旗广场的。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周围人们兴奋的议论声，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她的耳朵里，又钻进她的脑子里，搅得她天旋地转。

     “那裤子太好看了！明天我非得去抢一条！” “那个杜厂长可真有本事啊！年纪轻轻的，了不得！” “人家那叫商业头脑！你看看人家那气派！” 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反复抽打在她那张早已火辣辣的脸上。

     她的世界观，碎了。

     被那强劲的音乐，被那飞扬的裤脚，被那山一般堆起的钱，被防疫站干部掷地有声的官方证明，被全城年轻人那疯狂的追捧，砸得稀巴烂，连一块完整的碎片都拼不起来。

     她之前所有引以为傲的判断，所有对杜建邦的鄙夷和否定，在今天这场堪称辉煌的胜利面前，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天大的笑话。

     她，王秀莲，纺织厂的工会主席，一辈子都以“眼光雪亮”、“政治觉悟高”而自居的先进分子，今天，当着全城人的面，被一个她最看不起的、骂作“骗子”和“投机犯”的年轻人，用一种她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证明了她错得有多么离谱，多么可笑。

     这种挫败感，这种当众被剥光了所有尊严和权威的羞辱感，比任何肉体上的折磨都要让她痛苦。

     她回到家，一头栽倒在床上，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不！不！我没输！ 就在这片认知崩溃的废墟之上，一种更强大的、源于骨子里的偏执和顽固，开始疯狂地滋生。

    王秀莲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赤红，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的世界观，在碎裂之后，开始以一种更加扭曲、更加恐怖的逻辑，被她自己，一点一点，重新黏合了起来。

     是，他是成功了，他赚到钱了。

     但这算什么成功？这是正经生意吗？ 不！这不是！ 王秀莲的眼神，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疯狂，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正经生意，是像她们国营纺织厂一样，踏踏实实搞生产，按计划完成任务，为国家做贡献！ 而杜建邦搞的这是什么？用那种靡靡之音蛊惑人心！用那种奇装异服带坏风气！用所谓的“限量”手段挑逗、煽动群众的情绪，让他们为了一个破裤子挤破头，甚至不惜加价！ 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在玩弄人心！是投机倒把的极致！是赤裸裸的资本家剥削手段！ 恐怖的联想，像一条条毒蛇，在她的脑海中疯狂地交织、缠绕。

     那个所谓的“港商背景”！他之前亲口承认的！ 那些来路不明的“神秘资金”！他一个穷小子，哪来的钱买厂、买布料、搞这么大阵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