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增人口信息登记上去。

    他写得很慢，尽量模仿这个时代常见的竖排书写格式和用语。

    妇女看着他一丝不苟的样子，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些：“李同志字写得真端正，是文化人。

    ” 老赵在一旁看似随意地闲聊：“最近弄堂里没啥生面孔吧？晚上睡觉记得把门闩好。

    ” “没有没有，都街坊邻里的。

    ”刘家婶子摆手，忽然又压低声音，“不过赵同志，斜对过那家新搬来的，就以前老王头的屋子，男的说是跑单帮的，看着倒还本分，就是他家那女人，很少出门，见了人也低着头，怪冷的。

    ” 老赵“嗯”了一声，没再多问，只是记下了这个信息。

    李振邦心里却是一动，下意识地将“跑单帮的”、“女人少出门”这几个关键词记在了心里。

    这在他过去的办案经验里，算是一种需要留意的“异常点”，虽然未必和案件有关。

     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就在这条迷宫般的弄堂里穿梭。

    工作繁琐至极：核对人口、登记变更、检查炉灶安全、提醒注意防火防盗。

    李振邦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片儿警”的日常。

    张家的鸡飞到了李家的屋顶，要调解；孙家的孩子偷了钱家的瓜，要教育；公共水龙头排队起了争执，要劝和。

     老赵处理这些事驾轻就熟，往往三言两语，或严厉或温和，就能把矛盾化解。

    李振邦则主要负责记录，同时仔细观察着老赵的处事方式，学习如何与这些刚刚脱离旧社会、对新政权既期待又惶恐的普通市民打交道。

     他注意到，老赵身上有种被岁月和阅历磨砺出的敏锐。

    他不仅听人说什么，更看人的眼神、动作，甚至家里摆设的细微变化。

    在一户据说儿子在码头干活的人家，老赵只是瞥了一眼墙角多出来的一双半新胶鞋，就问了一句：“家里来客了？”那家主人支吾了一下，才说是远房侄子来借住。

    老赵没追问，只是在户口册的备注栏里轻轻画了个记号。

     中午，两人坐在弄堂口一个卖阳春面的小摊旁，各自花了一千块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一角钱）吃了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

    老赵从怀里掏出个窝窝头，掰了一半递给李振邦：“光吃那个不顶饿。

    ” 李振邦道谢接过，咬了一口，粗糙的口感拉得嗓子疼，但他还是默默咽了下去。

    这种最直接的物资匮乏体验，比任何历史书上的描述都来得深刻。

     “老赵，咱们每天这么走，能发现真正有问题的人吗？”李振邦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在他看来，这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