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上海闻名遐迩的百货商场，如今虽已换了天地，但依旧是商品流通的中心。

    他们亮明身份，出示纽扣图样，一家家柜台询问，一个个售货员打听。

     过程枯燥而疲惫。

    大多数售货员看到纽扣都茫然摇头，这种“心形”的、“塑料”的纽扣，在他们看来太过稀奇。

    也有人提供一些模糊的线索，比如听说洋行偶尔会有类似的船来品，或者某些专做女学生生意的小店可能会有这种俏皮款式，但都无法确定。

     李振邦没有气馁。

    他不仅询问纽扣本身，还仔细观察各家商铺销售的成衣款式，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的服装，试图找到使用类似纽扣的衣物。

    他甚至留意商店里是否有相机（尽管极其稀少），想着如果能拍下纽扣照片，调查会容易得多，但这在1951年的基层派出所，无疑是天方夜谭。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李振邦想到了一个被忽略的角度——犯罪心理画像。

     晚上回到派出所，他顾不上休息，在煤油灯下铺开纸笔。

    他不再局限于物证，开始尝试勾勒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熟悉底层社会：能精准找到棚户区这类管理相对薄弱、家庭困难的目标。

     ·具备欺骗性：能伪装成亲戚或同乡，利用花言巧语或小恩小惠（如心形纽扣这种小礼物）骗取少女信任。

     ·有流动能力：跨区作案，说明有交通工具或熟悉城际流动渠道。

     ·可能团伙作案：系列案件显示组织性，有负责物色、诱骗、转运、销赃的不同角色。

     ·目标明确：只针对特定年龄、特定家庭的少女，说明有稳定的销赃路径（可能是偏远的山区、妓院或者非法工厂）。

     根据这个画像，李振邦将调查重点重新拉回到棚户区和底层流动人员身上。

    他建议张所长，加大对码头、车站、小旅馆等流动人口聚集地的排查力度，特别是近期有陌生面孔出现、行为异常的人员。

    同时，重点关注是否有经常离开上海、又突然返回的“熟面孔”。

     这个思路得到了张所长的认可。

    撒出去的网开始收紧。

     第三天下午，李振邦独自一人再次来到闸北缫丝厂附近，进行更细致的走访。

    他不再笼统地询问是否见过小娟，而是拿着那颗心形纽扣，重点询问附近的杂货铺、小吃摊、以及一些在街边游荡的青少年。

     在一个卖针头线脑和廉价化妆品的小摊前，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