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忠费力地将用塑料布裹着的尸体扔进三米深的大坑，上面压了几块百斤重的石头。

    明天就把这儿填上。

    杜少平喘着粗气，鞋底踩着新翻的泥土，发出沉闷的声响。

     第二天，雨下得很大，工人们奇怪地发现，停工多日的推土机突然启动，轰隆隆地将那片地基坑填得严严实实。

    没人知道，这片即将铺设塑胶跑道的土地下，埋着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

     邓世平的妻子谭章在丈夫失踪的第三天，揣着他的工作证找到学校。

    校长黄炳松坐在真皮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喝着茶：邓老师可能回老家了吧，我让老师们找找。

    所谓的寻找，不过是在校园里象征性地转了两圈，连操场都没靠近。

     那年春节，邓家的年夜饭桌空了一个位置。

    17岁的女儿邓玲望着父亲常坐的藤椅，突然哇地哭出来：爸肯定出事了！他答应要给我买新书包的......谭章把女儿搂在怀里，指节攥得发白——她在丈夫的笔记本里看到过杜少平偷工减料的记录，也听到过他说杜少平放话要收拾我。

     报案的路比想象中更难走。

    县公安局的接待室总是挤满人，她的材料递进去就石沉大海。

    有次好不容易见到刑侦队的邓水生，对方拍着桌子说：没尸体怎么立案？说不定是自己跑了！直到半年后，她在省公安厅门口守了三天，才有人收下材料，却依旧杳无音讯。

     日子像新晃的阴雨一样漫长。

    邓玲考上长沙的大学那天，谭章把丈夫的照片塞进女儿行李箱：别惦记家里，你爸......会回来的。

    他们搬离了生活半辈子的县城，谁也不愿再踏进校园附近的那条路——那里有学生们在操场上奔跑的笑声，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而杜少平的日子却越发。

    靠着操场工程赚的第一桶金，他开了家小额贷款公司，手下养着十几个纹身的小弟。

    在新晃的夜市上，常能看到他开着黑色轿车呼啸而过，副驾驶上坐着不同的女人。

    有人欠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