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都是傻子，她后来跟邻居家的孩子炫耀，嘴角撇出一丝不屑，不拿白不拿。

    可她不知道，大人们私下早叮嘱孩子：离董家那个丫头远点，心术不正。

     初中毕业后，董杨玲没再上学。

    她嫌流水线累，嫌服务员丢人，在家晃荡了两年，成了街坊眼里的问题姑娘。

    有次邻居晒在阳台的床单被风吹到她家院子，她捡了就往自己衣柜里塞，对方找上门理论，她叉着腰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父母赔了钱才了事。

     1992年秋天，父母托遍关系，塞了两条红塔山香烟，才把她送进那家香港老板投资的纺织厂。

    进厂那天，董杨玲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衬衫，站在挂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牌子的厂门口，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

     那时的纺织厂，是无数姑娘挤破头想进的地方。

    车间里的织布机轰隆隆转着，雪白的棉纱从锭子上垂下来，像瀑布一样好看。

    厂里管饭，每月工资能攒下三十多块，逢年过节还有福利票——这在物资匮乏的九十年代初，是顶体面的营生。

     可董杨玲没干多久，就露出了本性。

    她嫌挡车工要站着干活，故意把棉纱接错线头，让整条生产线的布都成了废品；她见不得别人饭盒里有肉，趁人不注意就把辣酱倒进别人饭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总在下班时往口袋里塞棉纱，起初是边角料，后来竟敢把整捆的晴纶纱藏在棉袄里往外带。

     那纱线细软得很，能织毛衣，她后来跟同监室的人说，厂里那么多，少点没人发现。

     工友们忍无可忍，联名去找厂长。

    厂长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人，看着斯文，脾气却爆。

    他把董杨玲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考勤本骂：你看看！这个月你偷的纱，够织五十件毛衣了！ 董杨玲梗着脖子顶嘴：我织出来的，凭什么不能拿？ 你这是偷！厂长气得抓起桌上的搪瓷杯就砸在地上，明天不用来了！ 1993年12月12日傍晚，董杨玲摔门而出时，棉袄口袋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萝卜干。

    她听见车间里传来一阵哄笑，那些曾经被她刁难的女工，此刻正隔着窗户朝她撇嘴。

     那晚她没回家，在江边的天桥上坐了半宿。

    江风把她的脸吹得通红，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你们笑我？我让你们笑个够！ 凌晨三点半，她揣着一盒火柴，绕到纺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