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汝春的描述：「河下谷清干活时，总喜欢把左手按在桌子上。

    」 就在这时，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

    写信的是个叫洪志勇的纺织工人，他说1943年见过一个叫「大山刚」的日本人，来他们袜子厂收购机器，腰里别着手枪，「那模样，跟虬江路那个尤老板一模一样」。

     第三封举报信来自南市区的一个印刷工人，他说1944年曾帮一个日本人印过「北海币」——那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后来才知道是假的，「那个日本人，现在就在虬江路修电器」。

     三封信，三个证人，都指向同一个人。

    吴一竹回到局里，立刻申请恢复调查小组：「收网的时候到了。

    」 1958年8月6日清晨，上海北站人声鼎沸。

    河下谷清——不，此刻他叫尤志远，背着一个帆布包，正跟妻子告别。

    「我去北方那家工厂当工程师，等稳定了就接你们过去。

    」他说。

     妻子眼里含着泪：「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

    」 他笑了笑，眼角的痣跟着动了动。

    「放心，我这手艺，到哪都饿不着。

    」 登上北上的列车，找到座位坐下，他望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心里一阵轻松。

    自从1945年潜伏在上海，他开修理铺、炒股票、学英语，小心翼翼地藏起过去，以为能就这样安稳过一辈子。

    直到上个月，北方那家工厂的人找到他，说缺个懂电器的工程师，他才觉得终于能换个环境，离过去的阴影远一点。

     列车启动没多久，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坐在了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个男人坐在了他旁边的座位。

    河下谷清心里忽然咯噔一下——这三个人的眼神，不像普通乘客。

     列车到了安亭站，一个小站，没什么人上下车。

    对面的男人忽然收起报纸，亮出证件：「尤志远，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 河下谷清的脸瞬间白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同志，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叫尤志远，是去北方工作的。

    」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们认没认错了。

    」旁边的男人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被带下火车，塞进一辆吉普车。

    车往上海市区开，他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忽然笑了——三十年的潜伏，终究还是结束了。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

    河下谷清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一口咬定自己是「尤志远，江苏昆山人，1920年出生」。

     「1941年，你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吴一竹拿出朴汝春的证词，「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捕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对不对？」 河下谷清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 「1943年，你去上海，娶了舞女贾贤珠，」吴一竹又拿出舞厅老板的证词，「同年回日本接受特工训练，学习伪造货币、情报侦察，对不对？」 河下谷清闭紧嘴，不再说话。

     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三天。

    直到第四天，吴一竹把许世友的便签复印件放在他面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找到你吗？因为许世友将军。

    当年你在济南收集他的情报时，恐怕没想到，三十年后，是他亲手把你送进了监狱。

    」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河下谷清的身体猛地一震，他盯着那张便签，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过了很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说……我什么都说。

    」 他的真名叫河下谷清，1915年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7年参军来华，因精通中文，被选入宪兵队特高课，专门从事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

     「1940年，我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他说，「表面上反战，其实是为了接近抗日人士。

    那些被我们诱捕的青年，大部分被宪兵队杀害了……」 他还交代了自己伪造北海币、策反国民党军官、开设「亚蒙袜厂」感化战俘当间谍的罪行。

    1943年，日本军方预感战败，选他当潜伏特工，回日本接受了一年的特训，「学了电器修理、摄影、甚至中国的方言，就是为了能在中国藏住」。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拿着伪造的「尤志远」身份证，在上海潜伏下来。

    「我以为能藏一辈子，」他说，「没想到还是被找到了。

    」 1958年10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反革命罪，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

     提篮桥监狱的外籍犯监区，高墙电网，戒备森严。

    河下谷清穿着灰色囚服，每天的任务是缝麻袋。

    一开始，他总想着越狱，想着日本会不会派人来救他，直到1959年，他遇到了一个缅甸犯人。

     那犯人是个佛教徒，因贩毒被判无期。

    他见河下谷清整日消沉，就跟他讲因果报应：「你害了那么多人，现在坐牢，是还债。

    」 河下谷清一开始不信，后来听得多了，慢慢琢磨出点味道。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那些被他诱捕的青年，那些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夜里躺在硬板床上，他常常被噩梦惊醒。

     1966年，那个缅甸犯人刑满释放，临走前对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 从那以后，河下谷清像变了个人。

    他遵守监规，积极劳动，还主动帮狱警修收音机、电风扇。

    1977年3月，法院鉴于他「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将他的刑期改为有期徒刑三年。

    五个月后，他因「改造积极」被提前释放。

     出狱那天，妻子带着四个子女来接他。

    看着孩子们陌生的脸——他们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对不起，」他说，「让你们受苦了。

    」 关于国籍，他犹豫了很久。

    中国政府允许他申请中国国籍，日本领事馆也说可以恢复他的日本国籍。

    「回日本吧，」妻子说，「孩子们应该看看你的祖国。

    」 1977年11月，河下谷清一家六口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中国海岸线，他忽然深深鞠了一躬。

     东京的日子，比河下谷清想象的要顺利。

    他刚到日本，就接到了一个律师的电话：「您的伯父留下了120万美元遗产，一直在等您来领。

    」 原来，他的伯父是个商人，1970年去世时，在遗嘱里给弟弟（河下谷清的父亲）留了一笔钱，可当时没人知道河下谷清还活着，遗产就一直封存着。

    「再晚三个月，这笔钱就会被政府没收了。

    」律师说。

     更巧的是，妻子去超市买东西时，顺手买了一张彩票，竟然中了1000万日元。

     「这是中国给我的好运。

    」河下谷清把钱存进银行，开始琢磨做点生意。

    他在中国学会的电器修理手艺派上了用场，加上他对市场的敏感，先是开了家电器店，后来又投资房地产、股票。

     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河下谷清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不到五年就成了亿万富豪。

    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住普通的房子，开普通的车，有空就带着孙子孙女去公园散步。

     1983年，他被查出尿毒症。

    躺在病床上，他常常想起中国——济南的火车站，上海的虬江路，提篮桥监狱的月光，还有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名字：许世友。

     「如果不是许将军，」他对子女们说，「我可能还在上海当特务，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今天？」 他一直想回中国看看，想当面感谢许世友，可身体不允许。

    1985年10月，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许世友逝世的消息时，终于忍不住哭了——那个他曾经想算计的将军，成了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

     于是，就有了那场在医院花园里的遥祭。

     1986年4月，河下谷清在东京去世，享年71岁。

    临终前，他对子女们说：「我死以后，把我的一部分骨灰送到中国，撒在南京的土地上。

    」 他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热爱和平，珍惜当下。

    」 多年后，河下谷清的长子河下健一带着女儿来中国，专程去了南京许世友纪念馆。

    在将军的铜像前，他让女儿鞠躬：「这位爷爷，是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人。

    」 阳光穿过纪念馆的玻璃窗，落在铜像上，将军的眼神依旧锐利，仿佛在注视着这片他守护过的土地，也注视着那些因他而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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