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烛签押的那纸《允设昭铁总厂及勘路札付》，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一瓢冷水，霎时间激起了更为剧烈的反响，彻底激化了昭铁厂与盘踞在运河利益链顶端的漕运集团之间本就尖锐的矛盾。

    潘汝璋的报复，不再满足于之前那种伤筋动骨却尚留有余地的商业打压，而是变得更为迅疾、更为狠毒，招招直指昭铁厂扩张与铁路勘测赖以生存的根本——人力与土地。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昭铁总厂新规划的、位于奎河下游沿岸的扩建区域附近，那些原本贫瘠、值不了几个银钱的河滩地、坡地的地价，诡异地开始往上猛涨。

    几家原本已与昭铁厂派去的管事谈妥了售地意向、甚至连定金都收下了的小地主，纷纷找上门来，言辞闪烁，面露难色，不是推说族中长辈反对，就是借口风水不宜，宁可赔付双倍定金也要反悔。

    追问得急了，才有人透出几句含糊话头，说是“上面有人打了招呼”，“惹不起的人物放了话”。

     与此同时，筑路工地上更是怪事频发。

    原本由王铁臂亲自挑选、已经招募妥帖、开始进行路基平整操练的数百名筑路民工，开始三三两两，乃至成群结队地前来告假，理由千奇百怪，却都透着敷衍。

    更有甚者，直接不告而别，连尚未结算的几日工钱都不要了。

    当监工拉住几个相熟的面孔仔细盘问时，对方要么支支吾吾，要么面露恐惧，只低声道：“家里婆娘病了……”、“老母不让干了……”，或者更直接一点：“王头，不是俺不想干，是……是有人不让俺干啊，说是再给昭铁厂干活，就要断俺家活路……” 言语之间，充满了无奈与畏惧。

    庞大的筑路工程，刚刚看到一点雏形，进度便骤然慢了下来，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变得冷清而压抑。

     “是潘汝璋！定是他唆使地方胥吏和那些依附漕运的‘揽头’（包工头）搞的鬼！”议事堂内，徽商汪承业气得脸色发白，握着茶杯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那些揽头，控制着码头力夫和周边乡村大量的闲散劳力，他们放句话，寻常百姓谁敢不听？谁敢为了咱们这点工钱，去得罪那些地头蛇？还有那些地主，定是受了漕运衙门的威逼利诱！” 林昭坐在主位，面色沉静如水，但那双日益深邃的眼眸中，却凝聚着冰冷刺骨的寒芒。

    他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规律的轻响。

    潘汝璋这一手，极其阴险毒辣。

    他不与你正面冲突，却釜底抽薪，直接掐断你扩张和生产建设最基础的人力与土地资源。

    这比单纯的价格战更难应付，因为它触及的是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乡土人情与权力网络。

    若不能迅速给予雷霆一击，彻底打掉潘汝璋伸过来的这些无所不在的黑手，那么后续的麻烦必将如跗骨之蛆，无穷无尽，直至将昭铁厂和铁路计划拖垮、耗死。

     他意识到，不能再被动防守了。

    是时候动用那枚准备已久、本不想轻易动用的棋子，给予潘汝璋致命一击，彻底扭转这场不对称的较量。

     就在潘汝璋自以为得计，坐在漕运督粮道官署那间奢华的签押房内，志得意满地听着师爷汇报昭铁厂如何焦头烂额、工程如何陷入停滞之际，一场针对他及其党羽的、酝酿已久的风暴，已由林昭亲手点燃了引信，并经由知府陈文烛那双沉稳有力的手，化作一道加急密奏，直送南京都察院。

     这场风暴的核心，是一份名为《漕弊揭帖》的条陈。

    这份条陈并非简单的控诉，而是林昭根据前世信息组织的逻辑，结合数月来暗中收集的线索与证据，精心整理汇编而成。

    其内容条理之清晰，指向之明确，证据链之环环相扣，远超这个时代普通的讼状。

     《揭帖》之中，不仅详细罗列了潘汝璋及其亲信党羽，近些年来如何利用漕粮征收（淋尖踢斛、大斗进小斗出）、转运（指定承运商、收取“快班银”）、损耗（虚报“漂没”、“鼠耗”、“蒸损”等“羡余”名目）等各个环节，系统性地盘剥运丁、坑害纳粮户、勒索过往商船、贪墨国帑的种种手段与大致估算的巨额数额，更附上了一些关键性的实证。

    这些证据，一部分是林昭此前借助王铁臂的市井关系和孙石头在底层民众中的威望，艰难收集到的零星口供、账目残片；另一部分，则是在潘汝璋开始全面打压昭铁厂后，那些同样深受其害、敢怒不敢言的中小商户，在看到昭铁厂敢于硬撼这尊“漕神”后，通过匿名方式投献而来的关键账册抄本、往来书信片段，甚至还有个别被潘家逼得家破人亡的苦主的血泪控诉状。

     尤为致命的是，林昭在《揭帖》中，巧妙地将已倒台的赵三虎作为典型案例，详细描述了潘汝璋如何与地方豪强勾结，通过赵三虎控制煤窑、放印子钱、把持市场、草菅人命（黑石沟矿难被再次提及），并将部分非法所得输送给潘汝璋，形成利益输送链条。

    虽然关于赵三虎的直接证据在林昭接手煤窑时已被销毁大半，但那些幸存窑工的血泪控诉，以及赵三虎昔日手下在压力下的零星招供，拼凑起来，已足够形成强大的指控力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份《漕弊揭帖》，如同一把精心淬炼的毒匕，避开了潘汝璋在官场上的盘根错节，精准无比地捅向了他最致命、也最无法公然辩解的要害——贪腐。

    尤其是在张居正已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大力整顿吏治、强调“考成法”，对贪墨行为惩治尤为严厉的背景下，此事一旦上达天听，后果不堪设想。

     而点燃这场风暴，促使都察院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立刻行动的引信，则是潘汝璋自己愚蠢地递上的。

     就在《漕弊揭帖》由陈文烛的可靠渠道秘密送出的同时，林昭授意手下，将潘汝璋如何指使揽头阻挠铁路招募民工、如何暗中威逼利诱地主抬高地价、试图扼杀“可能改善朝廷财政、便利民生边防之新兴事物”的事情，通过市井流言、匿名揭帖等方式，巧妙地散布出去。

    他刻意引导舆论，将潘汝璋描绘成一个为了保全一己私利与漕运集团的垄断地位，不惜动用非法手段，公然阻挠利国利民之新政、罔顾朝廷开源节流大计、与首辅改革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