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烟岁月中，中国教育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无数学校毁于战火，师生被迫流亡。

    国立第三中学（简称国立三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教育救国的重要阵地。

    这所学校不仅承载着保存教育火种的使命，更以独特的办学实践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贵州教育史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烽火催生：国立三中的建校背景与缘起 （一）战火肆虐下的教育危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华北、华东、华南等大片国土沦陷。

    这场战争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据统计，至1938年，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有91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中小学教育更是损失惨重，仅江苏省就有70%的中学和50%的小学毁于战火。

    北平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被迫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内迁，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在这场教育大迁徙中，流亡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因战争失去家园，被迫离开熟悉的校园。

    有的学生徒步数千里，穿越敌占区；有的家庭为了让孩子继续学业，倾家荡产筹集路费。

    来自浙江的一批学生，在流亡途中遭遇日军空袭，20余人不幸遇难，但幸存者依然坚持前行。

    许多学生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绕道而行，途经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穿越崇山峻岭，历经数月才抵达大后方。

     （二）战时教育的战略布局 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大后方设立国立中学，专门收容流亡学生。

    这一决策不仅是为了延续教育火种，更是为了培养未来建设国家的人才。

    1938年，教育部陆续在四川、贵州、陕西等地设立了22所国立中学。

    这些国立中学的设立，旨在为流亡学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家重建储备人才。

     选择铜仁作为校址，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铜仁地处黔东要冲，素有黔东门户之称，地势险要且交通相对便利。

    当时，川黔公路已经通车，为师生的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当地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民风淳朴，能够为师生提供较为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此外，铜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宽松的办学空间，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筹备与建立 1938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筹备国立贵州中学，校址选定在铜仁老城区付家山下。

    筹备工作由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周邦道先生负责。

    周邦道早年投身教育事业，曾参与创办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有着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

    在他的带领下，筹备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仅用数月时间就完成了学校的组建工作。

     筹备期间，团队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是校舍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新建校舍，只能将当地的祠堂、庙宇改造成教室和宿舍。

    其次是师资问题，为了吸引优秀教师，筹备组派人前往沦陷区，动员愿意南迁的教师加入。

    最后是物资问题，教学设备、教材教具都需要从沦陷区或其他地方运来，运输过程充满艰辛。

     1939年2月，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第三中学，周邦道出任校长。

    建校初期，学校规模较小，仅有教师50余人，学生800余人。

    但随着更多流亡学生的到来，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最高峰时学生人数超过5000人，教师队伍也发展到300余人。

    学校设立了初中部、高中部和师范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二、风雨征程：艰难办学的历史轨迹 （一）千里流亡与艰难建校 国立三中的师生来源极为广泛，涵盖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20多个省市460所学校的流亡学生。

    他们的流亡历程充满艰辛，许多人徒步数千里，穿越崇山峻岭，躲避日军轰炸。

    有的学生在途中失去亲人，成为孤儿；有的身无分文，靠沿途乞讨维持生计。

     抵达铜仁后，师生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

    学校初创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校舍严重不足。

    师生们因陋就简，将当地的祠堂、庙宇改造成教室，用木板搭建课桌，以石板为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