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兰 我于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江苏淮阴师范担任班主任、教教育课兼实习指导。

    “七七”事变后，日机凌空轰炸，学校被迫解散。

    总务主任谷中龙是湖南长沙人，和他商量后，全校教师随他到了长沙。

     后来听说教育部要办几所国立中学，收容战地流亡师生，凡公立学校的师生均可登记去贵州或四川，因此我和淮师的教师都登记到贵州铜仁国立贵州中学（次年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学）。

     由长沙出发，我和数十名女生同坐一船溯湘江而上，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风景秀丽，但那时湘西一带极不平静。

    为保障师生安全，在桃源暂停几天，候先遣人员做好宣传疏导工作。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不认识，可逃难在外，饱受背井离乡之苦，相处甚为亲切。

     某晚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船有一位高中女生吴伶华唱起了流亡歌曲《在东北松花江上》。

    歌声勾起同学们思乡之念，先是个别学生低声哭泣，后来哭声渐高，全船人都泪涕满面。

    我也无限伤感，见此情景焦急劝说：“伶华，你不要再唱了”，可邻近船上也传来哭泣声，国破家亡之痛，给青年学子带来的苦楚，一言难尽。

     船到辰溪后全部上岸，须经晃县去铜仁。

    我没步行的勇气，乘汽车先到晃县等步行的女同学。

    打听到晃县到铜仁有90里山路，我决定和同学甘共苦走过去。

     身强力壮的高中女生跟着挑行李的力夫在前走，我领着一组初中女生在后走。

    走着走着，有一女生倒在地上走不动，路无行人、无居民住户，我束手无策干着急。

    看到后面来一群男同学，我拦住求助，他们答应帮忙，砍树杆、树枝拼成简易担架，把女同学抬到铜仁。

    这份患难相助的精神，时隔54年仍难忘怀。

    我从未走过这么崎岖的山道，翻一个山头好几里，到铜仁时脚腿全肿，睡三天才好转。

     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