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文坛是座古庙，在一个高阜之上，与对面高耸的东山遥遥相对，风景清幽，院内柑桔飘香，实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由于我们都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全部国家贷欵（即公费）。

    每月生活费为三斗三升米。

    建校初期，铜仁物价低廉，可以吃到四菜一汤。

    每年可以分发到单、棉衣各一套，还有蚊帐之类。

    书本和作业本，是公家发的。

    当时铜仁地处偏僻，交通落后，没有公路（直到1943年，我们离开时还未通汽车），物资靠肩挑马驮，市面百货很少。

    盐巴靠人力从湖南背进来，贫苦人家吃不起，致有“斗米斤盐”现象。

    晚上自修照明，是用本地产的“木油”；这种木油，类似白蜡，亮度暗，烟子大，一个晚上自修下来，二个鼻孔尽是煤烟，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可笑的，就是这种木油，男同学还有用来充作凡士林作梳头之用哩！当时最困难的是用水。

    因为那时的水都是学校雇人力，从下南门锦江挑上来的，沿途陡坎小坡，从河边到文坛，少说也有六七百米；如到旅部，总在一千米以上。

    那么多的师生用水、吃水光靠人力挑，是多么困难啊！所以每天早上洗脸，厨房有人分水，每人一木瓢，饮水盛在保温桶内，可任意饮用。

    洗衣服嘛，男生大多请老乡代洗，女生要节约些，一般都到下南门江里去洗。

    这里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因为我那时身体比较弱，到下南门洗衣服，曾几次在回校途中的那条小巷晕倒，由同学扶我回住地。

    那时同学之间，无论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有困难的时候，有钱共周，有衣互穿，真正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共当。

    那时我年纪小，高班的大姐姐就把我作妹妹看待，引导我阅读课外书籍，给我讲有益的故事，有时还带我去进步老师余心清家去耍。

    其他还有华兴璐、叶襄、凌时钰等大姐姐，对我都很好，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睡在文坛楼上，是双层床，但厕所在楼下，还要走一段夜路，感到很不方便。

     我们用的课本，初中英语是“综合”本。

    英语老师是沙蕴、潘桐，高中英语老师是浦永殿，初中国文老师是汪铭竹、物理老师徐佩璜、生物老师杨骏、化学老师沙凤藻、数学老师张鼎铎等。

    每天功课很紧，作业要按时交，考试严格，所以那时读书空气非常浓厚。

    一怕留级，二怕吃不上公费，逼得非用功不行。

    那时文坛后面老东门一带桐树林中，天不亮就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

     功课是紧张的，那时活动少，除了读书还是读书。

    课外活动，偶而也有。

    我看到开过一次全校运动会，地点在北门的北校场。

    虽然设备简陋，但开得很活跃。

    因为铜仁象这种运动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最有意思的是逢年过节了。

    大家都是流亡学生，每逢佳节要思念故乡亲友，这时学校为我们安排晚会、加餐排节目。

    中秋节，每人发一个麻饼，一捧花生，一个柚子，几个桔子。

    柚子桔子都是文坛院里生长的，平常大家从不偷吃，留到中秋节大家赏月用。

     另外，每逢寒暑假，还组织抗日宣传队，有的在铜仁城里演出，有的下乡到农村宣传。

    这些，对当时抗日都起到一定作用。

     我从1938年3月到铜仁，至1943年7月高中毕业，历时5年。

    这5年间，我吃铜仁的粮、喝铜仁的水，铜仁曾养育我，培植我，感情是深厚的。

    铜仁是美好的，到铜仁这一段青少年时代的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让我说一声：铜仁，我怀念你！ 张书华，女，68岁，浙江平湖人。

    1943年国立三中女高中第四班毕业生。

    退休前在铁路部门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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