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苦？怎么才能不苦。

    ” 他顿了顿，掰着红薯，眼神变得深邃：“改造中国，不能光靠理论，得结合国情。

    欧洲是工人多；咱们中国是农民多，占了全国人口的八成。

    咱们学理论，不光要学‘怎么革命’，更要学‘怎么让农民愿意革命’。

    ” 陈幽咬了口红薯，甜得心里发暖，却也听得心里沉甸甸的：“先生，那具体该怎么做？他们连字都不识，哪听得懂‘剩余价值’？” “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讲。

    ” 子仁放下红薯，从书架上抽出本《向导》周报，指着上面的文章，“你看陈先生写的，就说‘打倒土豪劣绅’；说‘把地分给农民’。

    佃户们听不懂理论，却懂得‘有地种、有饭吃’，咱们就从这个方面说起。

    ” 陈幽凑过去看，文章里的话通俗易懂，没有半句洋文，全是老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

     他突然明白过来：“您是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帮农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帮他们减租，帮他们要地，帮他们吃饱饭，他们才会跟着咱们干？” “你想得很好！”子仁眼睛一亮，拍了下桌子，“就拿韶山来说，你要是能帮佃户们把租子从三成降到一成，让他们能吃饱饭，不用卖儿卖女，他们自然会信你，信你说的道理。

    这就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理论必须要和实线相给合！” 两人越聊越投机，从北大的进步思潮聊到长沙的学生运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聊到韶山的佃户生活。

     子仁给陈幽讲自己在北平的经历，讲他怎么跟李先生讨论“农民问题”，讲他怎么在街头给老百姓宣讲；陈幽就给茅子仁讲韶山的事，讲张地主怎么欺负佃户，讲李老栓因为交不起租子差点上吊，讲自己小时候看见的饿殍。

     炭炉里的炭渐渐烧红，水壶里的水开了，冒着白气。

     子仁添了一块炭，继续说：“默之，你是韶山来的，懂得农民的疾苦，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