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灵风波”看似以皇帝的让步和太子的“小胜”告终，但朝堂这潭深水，表面的平静下往往暗流涌动。

    不少观望者，尤其是那些与几位年长皇子母家关系密切，或自身倾向于更严苛法家治术的官员，内心对太子此举不以为然，甚至暗忖太子地位是否真如看上去那般稳固。

     然而，朱标并未因父皇的默许而志得意满，也并未立刻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理念。

    他深知，改变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在他那位强势父皇的注视下。

    他选择了一种更为潜移默化，却同样坚定有力的方式，开始树立东宫独特的权威。

     恢复朝议后，朱标一如既往地恭谨，倾听多过发言。

    但当他开口时，所言必切中要害，且角度往往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有所不同。

     一日，议及一桩地方官吏贪墨案。

    按《大明律》及朱元璋一贯的作风，主犯凌迟，家眷流放，籍没家产是跑不了的。

    刑部官员依例呈上严惩方案，朱元璋面无表情，已是默认。

     就在众臣以为此事就此定论时，朱标出列了。

     “父皇，儿臣有奏。

    ” 朱元璋目光扫来：“讲。

    ” “此獠贪墨河工款项，致使堤坝失修，去岁水患，百姓流离，确属罪大恶极，按律当诛。

    ”朱标先肯定了案件的严重性，随即话锋一转，“然，儿臣查阅卷宗，发现其家眷中，老母年逾七十，常年卧病；幼子尚在襁褓，懵懂无知。

    其妻亦非知情同谋。

    ” 他抬起头，声音清晰而沉稳：“《大明律》亦云，‘罪不及妻孥’。

    若将其全家依重罪论处，虽可逞一时之快，震慑宵小，但恐失之过苛，有伤陛下仁德之名，亦非教化之道。

    儿臣愚见，主犯依律严惩，以儆效尤。

    其不知情之家眷，或可酌情宽宥，发还原籍，令其自谋生路，以示天恩浩荡，法外尚存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