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时候，我进入了中学。

    这是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人际关系的网络像藤蔓一样悄然滋生、缠绕。

    我像以往一样，习惯于观察，而非融入。

     琳达·里德尔很快成为了我视野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坐标。

     她经过时，很多同学都投以羡慕的眼神。

     “据说她家里特别有钱。

    ” “而且她的父母也很宠她” …… 而她自己，喜欢在同学聚集的地方故意大声谈论新买的轿车，或者抱怨女佣熨烫衣服不够用心。

     她对我的态度并不友善。

     她的不友善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像某种慢性疾病，她起初想与我说话，不停找话题与我聊天。

    但当发现我对她优渥的生活毫无兴趣，就选择疏远了我。

    在开学初期的几次数学小测后，便显露出清晰的症状。

    我的存在，似乎从最初就构成了对她的冒犯。

     我关心的并非她的喜恶，而是她背后所代表的变量。

     琳达的家境显然如其他同学所言，优于学校里的大多数人。

    她的裙子总是最新款的样式，面料精良；她的文具盒是精致的珐琅制品，里面装着进口的自动铅笔。

    我注意到教师们对她的态度带着一种微妙的宽容。

    当她迟到时，训导主任只是皱眉，提醒“下次注意”，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其他学生身上，则可能换来一份课后留校劳动。

    数学老师在分发奥数培训推荐表时，会特意绕过她。

     她的成绩远未达到门槛——这是一种善意的回避，避免她难堪，也避免了可能的麻烦。

     细小的特权，指向一个结论：琳达家里有势力，足以让学校的管理层有所顾忌。

     琳达极度渴望展示这些优越性。

    与其说是分享，不如说是一种宣告，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急切确认。

     真正自信的人，无需如此。

     她的自信如同纸糊的城堡，根基脆弱。

    任何一点挑战，都能让这座城堡剧烈摇晃，在课上，其他同学解出一道她束手无策的题目，她就脸色铁青，并在她的脸上投射下羞愤的阴影。

    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加尖锐的贬低和针对。

     她嘲笑我的旧裙子，模仿我沉默寡言的样子，试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找回优越感。

    这种行为模式本身，暴露了她内心深处的匮乏与不安。

     她的自大，不过是掩盖极度缺乏自信的铠甲。

     学校举办活动，会要求家长前往。

    大多数家庭是父母一同前来，询问学校的趣事。

    琳达的父母很少同时出现。

     一次是她的父亲，一位面容严肃、步履匆忙的绅士，他塞给琳达一些零钱，简短地交代司机几句，转身离开，甚至没有注意琳达脸上未卸干净的舞台妆。

    另一次是她的母亲，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士，眉宇间却带着倦怠的色彩。

    她身上飘着与母亲房间里相似的、更浓郁的香水与烟草混合气息，在与班主任寒暄时，她的笑容标准却疏离，眼神不时飘向远处。

     还有一次，我与数学教师谈论一道课外拓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