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春季舞会过去了,逢着天朗气清的时候，珍卿和朋友们也会去踏青野餐，但她日常总避不开学术争辩。

     新的学期旁听《西方哲学史》,开始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读到此人对中国和孔子的偏见,珍卿干脆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驳黑格尔“孔子是只会讲常识道德的老头子”一说。

     她在批驳文章中首先指出,对儒家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对此学说想要服务的政治对象,黑格尔只有敷衍潦草的了解，借以了解的材料也未经过校验，便对孔夫子和儒家妄下断论。

    黑格尔作为批评家,他的治学态度很不严谨，只不过以批评孔子来彰显自己。

    这是珍卿对黑格尔论断依据的否定。

     她在后面的行文中，又把儒学归入社会学的范畴,不赞成从思辨哲学或道德哲学上定义它、评判它——当然,黑格尔压根没看多少儒学经典,他对儒家的了解少得可怜。

    珍卿讲儒家就是为了证明，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肤浅而狂妄。

     孔子所推崇的礼治,是他根据前代典章制度,以及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总结出的一套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系统机制,包括名物之礼、言行之礼、为国之礼。

     譬如在一个庄严的祭祀场合,一个贵族没有穿祭服而穿朝服；譬如,面对比自己尊贵年长的人,一个人没有严礼卑辞反行止轻佻……按照礼治社会的道德标准,他们都是失德之或者无德之人,会受到法律惩罚和舆论征讨。

    社会对不符合道德规范者实施惩戒，就像违反《小学生行为规范》的小学生，通过训诫、惩罚、刑罚等手段，促使一个人反省自身，纠正不符合特定道德的行为，包裹在礼仪行为中的道德价值，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内化。

     总之，黑格尔从哲学角度审视孔子和儒学，就像专门歌唱上帝的唱诗班男童，批评中国的宫廷古乐不歌颂上帝，这种批评是很不恰当的。

    儒学不该强行归入哲学的范畴，它是为维护阶级秩序、统治人民的手段。

    非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找个归属，应当将其分入社会学范畴。

    简单来说，封建社会的人适应礼仪制度的过程，就相当于是“社会化的过程”。

     至于黑格尔批评孔子的《论语》，它里面只有些“善良、老练的道德训诫，没有更多意义特殊的东西”。

    珍卿在文章中写道：若《论语》的意义在于帮助社会化，正该像耶教的摩西给族人定下的“十诫”，它的思想内容越简单明了，就越便于受诫者理解、修改、执行…… —————— 这篇驳黑格尔的文章发表了，不少人写信赞她为常人之所不为，说早该有人驳驳这位哲学权威了。

    但珍卿没想到的是，她为孔子和儒学找场子，有人搞不清她的写作意图，不觉得她是批评黑格尔治学不谨，论断草率，却以为她给儒家礼治招魂呢。

    还有人很不客气地说，她专发奇谈怪论以哗众取宠，还有人极尽谩骂之能事。

    珍卿不得不感叹留学生亦无知，非得阐释理论以明视听不可。

     儒家在民国几乎人人喊打，除了汉以后的统治者和学者，为了便于统治一直改造儒家，加强了禁锢百姓思想的教义；一定意义上也是为清朝统治者背锅。

     清朝统治者“防汉甚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