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谢谢。

     有一次沈漫问她：“你从不说‘谢谢’‘对不起’这种词吗？” 李悦停顿了几秒。

     “在我家里，说这类词是承认你没掌控好局面。

    ” “所以你家是法庭？” “差不多。

    ”李悦答。

     沈漫没再问。

     后来两人因为某次比赛成绩分歧，渐渐疏远。

     李悦不觉得遗憾。

    她早就习惯了所有关系都像合同，彼此对等时才存在，一旦不再对等，就终止。

     朋友这种身份太含糊，不如“合作人”清晰。

     十五岁那年，李悦家中第一次发生“事故”。

     母亲因为批评学校管理方式，遭到学生家长联合举报，说她“教学方式粗暴”“存在情绪压迫”，教育局开始调查。

     母亲当时并未主动解释，而是选择了“沉默抗议”——她不再主动请课，不再出席会议。

     当舆论发酵到某个极限时，她终于爆发。

     “学校不是监狱，学生不是玻璃花瓶。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不后悔。

    ” 那天晚上，她喝了酒。

     家里空荡，只有她坐在书桌前，一边翻着文件，一边低声说： “你以后别学我，太硬了不好。

    ” 李悦默默站在她身后，望着那道曾无比坚定的背影，忽然生出一点悲悯。

     第二天，她主动找到了一个记者，提供了母亲过往学生的“感谢信”、成绩资料、以及一份教案笔记。

     几天后，一篇名为《严师，非恶人》的文章登上了本地公众号，引发关注。

     风向开始改变。

     而她母亲在看见那篇文章时，只说了一句： “多亏你了。

    ” 李悦点点头。

     她终于意识到：“如果不能改变规则，就利用规则。

    ” 如果语言能保护别人，就也能保护自己。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真正下决心：要做刑辩律师。

    要站在那些最复杂、最混乱的战场上，用言辞将真相剥开，哪怕真相是令人厌恶的。

     哪怕，自己会因此成为被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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