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煽情言辞，只是将话语一刀一刀地剖开，像在进行一场精密手术，剥离掉所有伪装成道德的感性外壳，露出法律体系赤裸的骨架。

     辩论结束，全场安静了两秒，然后爆发掌声。

     她的队伍赢了。

    老师在讲评时说：“反方李悦同学，答辩冷峻克制，不煽情、不退让，是难得的好苗子。

    ” 那天之后，系主任把她推荐进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实习项目，由几位资深律师带教，接触的是“真实案件”。

     第一次参加的是一个民事调解：一起农村案件，老太太不识字，被亲戚签字卖掉了唯一的老屋。

     李悦坐在角落，看着老太太抽泣，眼皮跳了几下，却没有说话。

     她不是没动容。

    只是情绪对她而言，从来不该凌驾于逻辑之上。

     最后签协议那天，那位带她的指导律师问她：“你怎么没说话？” 她回答：“她已经输了，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因为证据。

    ” 律师愣了一下，半晌才说：“你还年轻，有时候人情也能成为杠杆。

    ” 李悦没反驳，但心里很清楚——她不是不知道人情怎么用，而是知道，用一次，就再也干净不了了。

     她要的，是将人情留在制度外的那双手，而不是成为其中又一根操纵的线。

     大学三年级，她回了趟老家。

     是因为一个突然联系她的亲戚。

     那是母亲那边的远亲，一个几乎没有交集的亲戚赵春叔，一开口就寒暄：“你长大了，真有出息，在城里学法律，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自己的儿子，一个比李悦大六岁的青年——据说“刚惹了点麻烦”。

     她没问麻烦是什么，只冷声说：“我现在还是学生。

    ” “没事没事，我知道你不能办案，就是想着以后嘛，万一能帮上……你表哥也不是坏人，就是脾气冲了点。

    ” 李悦客气挂了电话。

     那通电话像一颗钝钝的石子，在她心底压着。

     她知道——这个人，日后会回来。

     他不会立刻提出什么，但他会等她毕业、实习、入行，然后在某个“刚好不太忙”的时候，重新以“亲戚”“人情”“帮帮忙”的口吻来敲门。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有足够的筹码，说“我拒绝”。

     她还不知道，那一刻的“以为”，其实是自信的盲区。

    是制度与人情真正碰撞之前的片刻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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