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物质从低浓度一侧运输到高浓度一侧，当然毫无疑问，这需要消耗能量。

    较大的分子就是依靠这种机制运输的。

     细胞甚至可以通过大尺度的扭曲折叠来运输分子。

    比如，我们血液里的白细胞可以将整个细菌都包裹起来“吞噬”进细胞内，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细胞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将细胞内的小液泡释放到细胞外，进行神经信号的传递。

     如果一个细胞的直径扩大一倍，那么体积就会变为之前的八倍，但是细胞膜的表面积却仅仅扩大为原来的四倍。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号细胞里，细胞膜进行物质交换的压力就大了一倍。

     生命现象需要蛋白质分子的驱动，而蛋白质合成需要遗传物质DNA作为模板。

     科学家发现，仅仅需要改变DNA密码本的一个字母（也就是DNA链条上的一个核苷酸的身份），就能够让一种单细胞生物变成雪花状的多细胞生物。

     （二） 草履虫，它是一种（更准确地说是一类）两三百微米长、长得像一只草鞋鞋底的单细胞生物。

    这种长相怪异的单细胞生物靠细胞膜上密密麻麻的短毛划水游动，靠捕猎其他体形更小的单细胞生物过活。

    它们的食谱里包括细菌、绿藻和酵母。

     小球藻（chlorellavulgaris）。

    这是一种古老而典型的单细胞生物，在水中随波逐流，自由生活，利用太阳光作为能量来源，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完成繁殖。

    但是如果在水中加入一种体形稍大、专门吃小球藻的鞭毛虫（ochromonasvallescia），那么仅仅需要一个月，繁殖10~20代的时间，小球藻就能迅速演化出多细胞形态。

    在这些多细胞小球藻体内，八个细胞紧紧依靠在一起，外面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细胞壁（见图5-3）。

    很明显，这种八细胞小球藻的尺寸大大超过了它们一贯畏惧的天敌鞭毛虫，可以逃过被吃的命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一个蚂蚁群体里仅有一只雌性（也就是蚁后）可以繁殖后代，其他的雌性都是为了保障蚁后的生存而活着的：工蚁负责觅食和照顾蚁后的后代，兵蚁负责抵抗外敌入侵，等等。

    就像体细胞一样，工蚁和兵蚁也失去了繁殖的权利。

    当然，群体遗传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种奇怪的利他行为：工蚁和兵蚁的遗传物质和蚁后几乎一样，因此帮助蚁后繁殖就等于传递自身的遗传信息。

     小肠上皮细胞的模式图。

    相邻的上皮细胞之间通过蛋白质“铆钉”形成了致密的连接，起到了屏障作用。

    而上皮细胞绒毛状的突起则增强了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

    [图片] 新生的红细胞是有细胞核的，但是在它们离开骨髓进入血液前后，红细胞会挤出细胞核，变成大家熟悉的中心薄、周围厚的圆饼形状。

    抛弃细胞核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红细胞就留出了更多的空间装载血红蛋白分子，从而可以一次运输更多的氧气分子。

    与此同时，没有了细胞核的红细胞更加柔软，遇到狭窄的毛细血管时可以轻松地变形通过。

     【小故事】 彼得·米切尔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20年出生，家境优渥，受到了良好的精英教育。

    31岁获得博士学位，35岁到爱丁堡大学任教，这一段人生旅途一帆风顺。

    但是1961年他在41岁的时候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化学渗透理论，从此不见容于主流学术界，甚至不得不半被迫地在1963年辞去了教职，回到乡下，把精力主要花在整修他的乡间别墅上。

    而在1965年，不甘就此沉沦的他自掏腰包，在自己的乡间别墅成立了一家彻底的民间科学机构——格莱恩研究所（GlynnResearchLaboratories）——继续为他的化学渗透理论寻求证明。

    在科学研究之外，米切尔还经常饶有兴致地用他的化学渗透理论来解读社会现象。

    1978年，他的理论帮助他加冕诺贝尔化学奖，在演讲中，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伟大的马克斯·普朗克说过，一个新的科学想法最终胜利，不是因为它说服了它的对手，而是因为它的对手最终都死了。

    我想他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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