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软刀子杀人！徐蕴昌暗忖父亲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即使变卖家财，也凑不齐呀，便说：“小本生意，哪里有那么多钱！” “没有赎金，别怪我们不客气。

    ”“不客气又怎样？” “那就——”林老板把手一砍，那分明是“撕票”之意。

    徐蕴昌冷笑着说：“我这条命，可不止五根金条吧！”“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斗胆请教林老板，这幅《吹箫引凤》是世传还是买来的？”“哦——你倒识得这画！买来的，你想买吗，谅你也买不起！它花了我六百大洋！其实价格不止于此，卖主急等钱用，才贱卖的。

    ”“哼！六十块大洋卖与我，我都不要！赝品——假的！”徐蕴昌口气如此肯定，出乎林老板意料之外，惊诧之余，便问他何以见得？ 徐蕴昌不慌不忙地说：“这裘鹰是明时‘四大家’代表人物之一，以工笔浓墨重彩见长，他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论画者说他‘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

    ’裘鹰因为少时当过漆工，特别注重色彩，他的画鲜艳明朗，不同一般。

    仿作得虽是刻意追求色彩，但笔力不逮，线条显得拘谨。

    这是就整幅画的气韵推断的，此其一；话说回来，若仅凭气韵，也还没有十分把握，因为同一个人，青年时的笔法自然没有中壮年的圆熟老到，生涩拘谨也是常有的。

    破绽就出在他用印上，裘鹰字实夫，号中洲，这‘中洲山人’的图章，是他四十岁以上才用的。

    请林老板想想，这青年时期作的画，用上中壮年后才启用的印，这是仿画者的疏忽。

    他这疏忽也就留下伪作的证据。

    ” 林老板立即十分懊丧地说：“这么说这画毫无价值了？”“有价，但值不来六根金条。

    据我推测，这画大约在清朝后期中由人冒名仿作，流传于世的。

    至于为何推断成于清末，这得从用纸、墨、装裱用绢等诸多因素来推断，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明白的。

    林老板是行当中人，想来不用我饶舌了！” 林老板沉思有倾，说：“徐先生所言确有道理，我不明白的是，你年纪轻轻，读的又是西式大学，何来如此造诣呢？” “说来惭愧，家父是四川有名的裱画师，经他手修补过的名作以千百计，我自幼耳濡目染，拾人牙慧而已。

    若是林老板不介意，我倒愿效犬马之劳，权当将功补过吧！”徐蕴昌讲出刚才想好的话，静等对方答复，他知道这是自己解脱困境唯一的机会了。

     “好！”林老板眼里露出意外的惊喜，“先试用你三个月，只要有所作为，一切继往不究！” 二人一拍即合，林老板庆幸自己意外地获得一名鉴赏字画的行家，徐蕴昌庆幸自己绝处逢生。

    当然，事后许久他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三姨太”，那不过是宝昌阁花小钱请来的妓女，他们用这种法子，在江轮上宰了不少好色之徒，狠发了几笔厚财。

     三个多月，徐蕴昌尽心尽力，不敢怠慢，确实为宝昌阁作成了不少生意。

    因是战乱之时，许多收藏字画的人，都急于出手，换取现洋，以备急需之用，福昌阁趁机杀价买进，的确获得不少珍品。

    这一来，为辩真伪，徐蕴昌的鉴别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但他不明白，林老板对珍品只买不卖，何来如此雄厚的资本？直到有一天，林老板把他引见给日军驻汉口的最高长官龟田，他才恍然大悟，明白宝昌门牌号不过是日本人掠取中国文物的幌子而已。

     当面和日本人打交道，徐蕴昌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起了大作用，他深得龟田赏识，不久就被任命为宝昌阁襄理。

    继续从事为日本人巧取豪夺的营生。

     丁信诚进入《申星报》工作后两个多月的一天，副总编把他和另外两位同事召进办公室，一位是精通英语的张英小姐，另一位则是与丁信诚同组的黄斌先生。

     副总编一捋鬓角白发，神色严峻地说：“不用我多说诸位早有所闻，工部局近日频频对我报提了警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又在报馆附近出没，昨夜总编与我分析商讨多时，觉得形势严峻。

    看来，继《社会晚报》之后，日本人要向我报下毒手了！” 副总编把话停住，喝了一口茶，办公室里一片沉默，《社会晚报》立论鲜明，宣扬抗日救国，主编蔡钧徒正气凛然，宁折不弯，不顾主管上海报业的工部局多次警告，依然我行我素。

    近日他惨遭日本人杀害，他的头颅还被高悬在萨坡赛路南口的电线杆上，“以儆效尤”。

    这事当然震惊沪上，更给上海租界报业刮了一场飓风。

    有人噤若寒蝉，销声匿迹；有人远走高飞，不知所终；也有人改换门庭，苟且求生。

    上海《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