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每个月上百万元人民币的抽成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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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很完美，可现实很骨感。
出去一打听，政府有规定，凡是够得上资本家尺寸的店主，关门歇业不但要报市工商局批准，还得通过税务局的审计，一旦查出有偷税漏税行为，不管严重与否，查封字号是轻的，进局子吃牢饭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海滩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板，少有百分之百守法经营的，种种偷税漏税的手段属于“你懂的”。
上述规定一公布，别说王逸森这样仅仅动着歇业脑筋的老板了，就是那些已经把歇业申请书递交上去的资本家，也忙不迭天天往工商局跑，求爷爷告奶奶要收回申请。
歇业无法实现，王逸森就想往公私合营那边靠，又不符合人家的条件，只得守着古玩店每天掏钱打发日子-生意少，人不敷出、但按规定不能裁员、不得降低待遇，否则跟偷税漏税一样，封字号、进局子没商量。
大约半月前，王逸森百无聊赖地坐在店堂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解放日报》，忽然来了一个熟人。
这主儿名叫薛图贤，是个古玩掮客，有个名号唤作“沪上第一眼”。
薛图贤是祖传三代的风水师，专看阴宅，到他这一代，改行给盗墓贼"掌眼”，指导盗墓团伙盗掘古墓，很快闯出了名头，“沪上第一眼”的绰号就是这么得来的。
若说从风水师转行做“掌眼”，从技术角度来说还有些相通--都需要对墓地有研究，但从“掌”转行做古玩掮客就殊为不易了。
这人的确有两下子，边干边学，也就不过十来年工夫，竟然掌握了鉴定古玩的诀窍。
对于这类角色，沪上八大着名古玩店肯定是不待见的，“天说真宝斋”不过是中等规模，也没那么多讲究，只要有利可图，哪怕来路不正也不在乎。
反正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隐秘生意，不做白不做。
所以，王逸森跟这位薛先生常有生意来往。
上海解放没几天，薛图贤被检举折进了局子，还是政保处抓的人。
检举人揭发薛图贤在抗战时期充任侵华日军密探，对我抗日武装犯下过严重罪行--新四军淞沪支队下辖的代号“浦东虎”的特遣队在高桥镇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因为薛图贤“跟踪刺探，密报日寇”。
政保处对其进行了审查，检举人所称罪行查无实据。
不过，政保处没有放人，而是把他的案子转给了刑侦部门。
毕竟他和日本人过从甚密是事实，那就接着往下查吧。
审查中发现，这家伙给日本人掠夺中国文物牵线搭桥，曾将一件国宝级文物辗转卖给北四川路日军宪兵队特高课少佐山本雪野，致使国宝流失海外。
薛图贤从中收取了不菲佣金，故应承担刑事责任，最终被判了三年半的徒刑。
薛是单身，入狱后曾致函王逸森请求接济，王逸森给他寄过三次钱，每次五十万元，外界知晓后，都说“王老板义气”。
出狱不久，薛图贤往“天说真宝斋”打过电话，一是表示感谢，二是问玉老板是否还对古玩感兴趣，他可以介绍几桩生意。
王逸森自是求之不得。
这个电话过后大约一个半月，也就是今年清明后的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薛图贤登门了，送来了这组照片。
王、薛都是识货的人，一致认为很有可能是南宋大内的御用玉杯。
据说上家急着用钱，开价较低。
王逸森和薛图贤打交道多年，对老薛还是比较了解的，认为此人“技术”和“人品”都靠谱，加之老薛坐牢时他三次出手救济，对方应该不至于坑自己。
往下，就该看货了。
薛图贤说上家口风很严，让他拿着照片找下家，确定下家愿意接手，再说看货的事。
王逸森寻思，这倒也符合卖家的路数(尤其是那些来路不正的)，于是对薛图贤说:“那你把照片留下，这件货有你老薛掌眼，我要了。
”
按照旧时古玩行业的规矩，王逸森这句话就相当于订立口头协议了，双方关于这桩买卖的话题也就到此为止。
老薛喝了两杯茶，告辞而去。
此后半月，王逸森心里一直惦着这对玉杯。
最近这段时间，有好几个老客户托他物色南宋玉器，甚至还有北方熟人来函来电询问南宋皇室用品，说海外市场对此比较感兴趣，价格已经开始往上抬了。
南宋定都杭州，古玩掮客都把目光投向江南，杭州、上海两地是首选。
如果照片上的玉杯是真货，一转手的利润就可观了，王老板难免心痒难耐。
昨晚7点多，王老板终于等到了薛图贤的电话，说上家已经带着玉杯抵沪，请他转告王老板，这几天不要安排其他事务，等候看货通知。
丁金刚和老单听了王逸森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寻思这倒是一条线索。
如果照片上的这对玉杯确是廉家珍藏的祖传之宝，那可正应了江湖上的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案犯知道廉家的那对玉杯，先找好下家(古玩店老板王逸森)，然后下手。
如此，这个案子往下的侦查就比较容易了，当然，关键是要确认照片上的这对玉杯跟“4·20”案件的涉案赃物是否同一。
丁、单二位离开“天说真宝斋”，前往复兴中路同裕坊，向死者之母雷理娟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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