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昭的到来，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宋襄公野心的池塘，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宋襄公并非雄才大略之主，却有着与实力不甚匹配的、强烈的称霸渴望。

    在他看来，扶助齐国正统太子讨伐叛逆，乃是继承齐桓公衣钵、号令诸侯的天赐良机，是践行其心中“仁义”霸业的最佳舞台。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骨感。

     宋襄公动作很快。

    在隆重接待太子昭并慷慨陈词之后，他立刻命文书官草拟檄文，以宋公与太子昭共同的名义，遣使疾驰各国。

     檄文内容极尽渲染之能事：先颂扬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赫赫功业与天下盟主的崇高地位，再痛斥公子无亏与竖貂、易牙等“奸佞小人”勾结，犯下“囚禁君父、诛戮忠良、迫害储君”等十恶不赦之罪，宣称其行为“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最后，则高举“尊王讨逆”、“复嗣正位”的大旗，呼吁各国诸侯秉承齐桓公时代的精神，共同出兵，助太子昭回国平乱，以“安齐国、定中原”。

     然而，檄文发出的反响，却远不如宋襄公预期的那般热烈。

     真正的区域性大国，如南方的楚国，对此嗤之以鼻，视若不见，继续其隔岸观火的策略。

    西方的晋国，正值献公晚年，国内骊姬之乱已初现端倪，自顾不暇，根本无意东顾。

    东方的鲁国，素来讲究周礼，对宋国这位“殷商之后”本就心存芥蒂，且与齐国关系复杂，既惧公子无亏的兵威，又疑宋襄公的动机，态度暧昧，最终以“国内歉收，兵甲不修”为由，婉拒出兵，只作壁上观。

     真正响应宋国号召的，多是些与宋国邻近、或昔日深受齐桓公影响、且国力较弱的小国：如卫国（卫文公初立，国势未复，需倚仗大国，且与齐有旧）、曹国、邾国等。

    他们或是出于对昔日盟主秩序的维护，或是畏惧宋国压力，或是想在新格局中投机一把，各自派出了一些军队，数量有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战力。

     于是，一支以宋军为主力，卫、曹、邾等小国军队为扈从的“多国部队”在宋国边境集结。

    总兵力不过数万，且号令不一，战力参差。

    但这并不影响宋襄公的勃勃兴致。

    他大会诸侯于边境，再次举行盟誓，自封为此次“义举”的盟主，并将太子昭奉于上座，以显示其行为的“正义性”。

     联军浩浩荡荡，渡过济水，向齐国边境压来。

    消息传回临淄，刚刚“摄政”的公子无亏集团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他们本以为凭借血腥手段控制首都、挟持桓公，便可逐步压服国内异见，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