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的初稿被王守礼主任毫不留情地退回，如同一盆冰水，将李腾初来时的些许兴奋与自信浇得透心凉。

    他独自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布满红笔印记的稿子坐到深夜，窗外山镇的夜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失败的苦涩啃噬着他，但更强烈的是一种不甘和倔强。

    他反复咀嚼着王主任那句“在机关，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采，更是责任”，开始强迫自己摒弃学生式的思维，尝试以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视角，去重构那场会议的核心脉络。

     他不再追求记录的“全面”，而是努力回忆每个领导发言时最强调、其他与会者最关注的点。

    他将那些模糊的方言词汇根据上下文反复揣摩，将跳跃的话题尝试归类到不同的工作板块下。

    遇到实在不确定的地方，他破天荒地主动去请教了正准备休息的张小斌。

    张小斌虽然年轻，但毕竟多待了一年，对镇里的人和事熟悉不少，他提供的零碎信息，如同关键拼图，帮助李腾理清了不少迷雾。

    第二稿完成时，已是凌晨。

    他将稿子交给张小斌把关。

    张小斌看得很仔细，指出了几处对本地情况理解有偏差的地方，又帮他润色了几句过于书面化的表达。

    “这下像点样子了，”张小斌打着哈欠评价道，“至少王主任不会再说你写的是小说了。

    ” 第二天，李腾怀着更加忐忑的心情将第二稿交给王守礼。

    王主任依旧看得很慢，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

    良久，他放下稿子，只简单说了一句：“放这儿吧，我再看一下。

    ”没有表扬，但也没有否定。

    李腾知道，这或许就是基层工作中最常见的“通过”方式——沉默，意味着尚可接受，仍需努力。

    就在他以为今天又将是在誊抄文件和打扫卫生中度过时，王守礼接了一个电话后，对他吩咐道：“李腾，县里刚发来一个紧急通知，是关于后天全县卫生大检查的，要求传达到各村。

    你马上给各村村部分别打电话通知一遍，确保村长或支书接到通知，做好迎检准备。

    名单和电话号码在那边柜子第一个抽屉里。

    ” “打电话通知？”李腾心里微微一松，这听起来比写会议纪要简单多了。

    他应了一声，立刻去找到那个贴着各村联系方式的旧笔记本，翻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或钢笔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名、负责人姓名和一串串电话号码，字迹各异，有些已经模糊。

    他坐回自己的座位，拿起桌上那部老旧的摇把式电话机。

    黑色的胶木外壳油光发亮，显然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使用。

    他深吸一口气，按照笔记本上的顺序，首先拨通了距离镇政府最近的石鼓村的号码。

    “喂？喂？找哪个？”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粗犷而带着浓重乡音的中年男声，背景音里还有鸡鸭的叫声。

    “您好，我这里是青林镇政府党政办，我姓李。

    ”李腾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清晰、语速放慢，“找一下石鼓村的村长王富贵同志。

    ”“我就是！啥子事嘛？”对方的嗓门很大，震得听筒嗡嗡响。

    “王村长您好。

    县里后天要组织卫生大检查，要求各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