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点笑。

    他转身进了堂屋，很快抱出一张写了半截的檄文，铺在石桌上。

     檄文纸边有些卷，上面的字是文天祥的笔迹，力透纸背。

    他拿起笔，沾了墨，顿了顿——我看见他指节上有个旧疤，听说去年守赣州时被箭划的。

     笔尖落下，在文末补了八个字：“士民同心，可撼元虏。

    ” 墨汁落在纸上，晕开浅浅的痕。

    学子们围过来，有人小声念，念着念着声音就大了，二十来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倒有了点气势。

     “得抄几份，贴到城门口去！”有个学子说。

     这时白砚从布包里拿出纸笔，走到石桌旁。

    她先把纸铺平，用镇纸压好，才握着笔慢慢写。

    她的手很稳，笔尖在纸上移动时没半点抖，字迹方方正正，连标点都对齐了。

     我凑过去看，忍不住说：“你这字比军器监的账房写得还工整，往后军里的文书，你可当得。

    ” 白砚的笔尖顿了一下，墨水在纸上点了个小点儿。

    她抬头看我，耳尖有点红，又赶紧低下头，嘴角却悄悄弯了弯，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我还能记东西，上次探马的动向，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 我看着她低头抄檄文的模样，忽然想起陈阿婆说的“懂行的人得留着”——后来才知道，就是从这天起，她开始把抗元的事一笔一笔记下来，成了往后能让人看清这段历史的“笔”。

     堂外的太阳渐渐高了，晨光透过樟树叶，洒在石桌上的檄文上。

    刘先生又拿起《论语》，这次学子们跟着读，调子齐整，裹着虔州的风，飘出了州学的院门，飘向远处的田埂。

     文天祥忽然走到我身边，小声说：“探子来报，元军的探马离城更近了，找‘石胆’的事，得抓紧。

    ” 我摸了摸怀里的半块石头，点了点头——明日，该去山泉边找阿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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