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生香的繁华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他提笔给皇帝写密奏，在汇报了实地见闻和初步掌握的情况后，写道：“…江南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确系国家财赋根本。

    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亦不为少。

    胥吏之贪酷，豪强之兼并，官商之勾结，已成痼疾。

    非雷霆手段，不足以震慑宵小；非润物无声，不足以安抚良善。

    臣以为，当下之要，在于‘立信’与‘建制’…” 他提出了下一步方略：选择几个民愤最大、证据最确凿的典型案例，如苏州府那名户房书吏，依法严办，以“立信”，彰显朝廷整顿决心。

    同时，趁势将经过核算的、相对合理的“耗羡”上限、“折色”定价等新规，以布告形式明发各州县，并建立由总督衙门直管的、接受民众举报的通道，开始尝试“建制”，将管理纳入相对规范的轨道。

     他知道，这依然会触动无数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新的抵抗。

    但有了宣府之捷的势能，有了皇帝坚定不移的支持，有了西苑提供的越来越精准的数据支持，他有了更强的底气。

     就在文贵于江南艰难推进的同时，西苑豹房内，王良和周遇吉也并未闲着。

    王良团队开始尝试将“天竺数字”和统计方法，应用于对江南送上来的工商、市舶数据的分析，试图为未来可能的工商税制优化做准备。

    而周遇吉则在朱厚照的指点下，开始进行更复杂的“兵棋推演”，模拟不同规模的边境冲突下，军队调动、粮草补给的需求，其推演报告中也开始大量出现简洁的天竺数字，计算效率和精度远超以往。

     朱厚照穿梭于前朝（指朝堂）的波诡云谲与西苑的务实探索之间，如同一个最高明的舵手，小心翼翼地驾驭着大明帝国这艘巨轮，在守旧与革新的激流中，寻找着前进的航道。

     江南的春风，不仅带来了暖意，也送来了变革的气息。

     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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