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案的余波渐渐平息，但它在江南官场投下的涟漪却远未消散。

     文贵借着这股“立信”成功的势头，开始推行他酝酿已久的“建制”之策。

     此举不再像处置个案那般锋芒毕露，却如春雨浸润，悄然改变着治理的土壤。

     首先颁布的是《漕粮收兑则例新编》。

    这份由朱厚照指导，文贵主导、西苑王良团队提供大量数据支持的新规，首次以官方布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耗羡”的上限（根据粮食种类、运输距离细分，远低于以往潜规则下的实际收取），详细列出了“折色”银与米的官方换算比率，并明文禁止了“踢斛淋尖”等陋规。

     新规还要求，各州县必须在收兑场所张榜公布标准斛斗的样式和容积，允许粮户核对，并设立由总督衙门垂直管理的“投诉木匮”，接受粮户对违规行为的匿名举报。

     布告贴出的那一天，苏州阊门漕粮码头人头攒动。

     许多粮户挤在布告前，听着识字的人大声诵读，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神色。

    而当他们看到官差真的抬出了标准斛斗摆在明处，旁边还放着一个上了锁、只留一道投书缝隙的木箱时，人群中开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这…这回像是动真格的了？” “谁知道呢？官字两个口，今日说一套，明日做一套…” “可那文总督连陈书吏都办了，或许…或许这次不一样？”在老百姓眼里与他们生活相关的才是他们的生活。

     “且看看，且看看…” 怀疑之中，也夹杂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改变，往往始于最细微的信任累积。

     文贵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

     他紧接着以漕运总督的名义，向江南各府州县下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公文，要求各地必须严格执行新规，并将执行情况与地方官的考成（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同时，他从自己带来的幕僚和军中抽调可靠人手，组成数个巡查小组，不定期地前往各地收兑现场进行暗访。

     这套“明规则+强监督+严考核”的组合拳，初步构建起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框架。

    虽然胥吏们私下里依旧怨声载道，抱怨“断了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