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雨，缠绵而细腻，润泽着姑苏城外的万顷良田，也浸润着文贵日益开阔的思绪。

     在初步稳住漕运整顿的局面后，他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比运河更为广阔的世界——海洋。

     这份洞察，一方面来自于他巡抚宣府时对边贸（尤其是与蒙古、女真部落的贸易）重要性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则源于他抵达江南后，对沿海州府的实地考察以及与一些敢于闯荡海商的私下交谈。

     在松江府（今上海）的黄埔江边，他看到了虽受朝廷海禁政策限制，却依旧顽强生存的民间海上贸易。

    那些造型奇特、远涉重洋的“番船”（主要是葡萄牙和东南亚商船），在官方默许的边缘，与当地豪商进行着隐秘的交易，运来晶莹的玻璃、艳丽的呢绒、奇巧的自鸣钟，以及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影响大明银钱品相的海外白银；运走的，则是江南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

     在宁波府，他登上了废弃已久、但格局犹存的市舶司旧址。

    断壁残垣间，仿佛还能听到前朝这里“万国津梁”的喧嚣。

    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自永乐年后几经废立，如今早已名存实亡，官方朝贡贸易体系萎缩，但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却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如同野草般蓬勃生长，滋生出无数沿海豪强、甚至与倭寇纠缠不清的武装海商集团。

     “若能重开市舶，合法管理海外贸易，不仅可增加国库收入，以银钱吸纳缓解钱荒，更能借此掌控海疆，消弭倭患，将这股民间力量纳入朝廷管辖…”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文贵脑中越来越清晰。

    这与皇帝陛下之前偶尔流露出的、对“泰西诸国”和“海外利源”的关注，不谋而合。

     他立刻伏案疾书，写就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请开海禁、复市舶以充国用、靖海疆疏》。

    在奏疏中，他并没有空谈“怀柔远人”的大道理，而是完全从务实角度出发： 第一，财政之利。

    他引用了能收集到的、关于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及白银流入的零星数据（其中部分得益于西苑王良团队对沿海地方零星记载的整理），估算若重开市舶，合理征税，每年可为国库带来数十万两乃至更多的白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