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初夏，已有几分燥热。

     但比天气更让朱厚照心头灼热的，是文贵从江南送来的一份关于漕运新规试行首月的总结密奏，以及随之附上的一份由西苑王良团队制作的、密密麻麻布满“天竺数字”与对比图表的分析附件。

     奏报的内容喜忧参半。

     喜的是，在文贵的强力推行和巡查组的严密监督下，漕运主干线的收兑环节，明面上的“踢斛淋尖”、“浮收”等陋规得到了有效遏制。

     根据王良的数据，试行新规的苏州、松江等几个主要州府，首月上报的漕粮入库损耗率，已从以往动辄一成以上，显着下降至六分左右，虽仍高于文贵设定的半成理想目标，但已是巨大的进步。

     民间粮户的怨气有所平息，那几个设立在码头的“投诉木匮”中，收到的举报信也从最初每日数十封，锐减至寥寥数封，且多为陈年旧账或琐碎纠纷。

     忧的是，阻力以更隐蔽的方式浮现。

     一些胥吏和基层官员，虽然不敢公然违背新规，却开始消极怠工。

     原本一日可验收完毕的漕船，如今拖到两三日；文书流转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一些“意外”，如称量工具“恰好”损坏、记录账册“不慎”被水打湿等，导致效率不升反降。

     更令人警惕的是，江南官场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抵触情绪，对文贵的命令，表面应承，背后却缺乏执行的积极性，使得“定耗羡”、“明折色”等具体细则在向州县下层推行时，遇到了无形的软钉子。

     “阳奉阴违，惰政对抗…”朱厚照放下密奏，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

     这种情况在他预料之中，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遭遇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

     这比公开对抗更棘手，因为它难以抓住把柄，却足以让新政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流于形式。

     他知道，仅仅依靠文贵的个人权威和临时性的巡查是不够的。

     必须有一套更系统、更常态化的制度，来确保政令的畅通和执行力度。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之前与杨廷和探讨的“考成法”思路。

     但同时，朱厚照也清醒地认识到，推行任何涉及官员切身利益的考核制度，都必须建立在绝对稳固的权力基础之上。

     否则，一旦激起官僚体系的集体反弹，甚至引发朝局动荡，改革将寸步难行。

    而权力的根基，无非两点：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