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尖锐的声音划破走廊。

    林远还没来得及反应，护士冲了进来，一把推开他。

     “病人现在不能受刺激！出去！” 他被拦在门外。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病历单的一角掀了起来。

    他低头看着手里那张被护士塞回来的纸，上面写着“脑干损伤，语言中枢永久性丧失”。

    他捏着纸，指节发白。

     回到车上，他把录音文件导进手机，反复听那三秒钟。

    声音断续，但关键词清晰。

    他打开手写本，在最新一页写下：“老周遗言：市建委档案”，然后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写：“最后一条路，只能自己走。

    ” 他开车回住处，路上没开导航。

    经过两个路口后，他拐进一条窄巷，把车停在旧书店后门。

    下车前，他把录音文件转存到一张MicroSD卡里，塞进烟盒底部，再把烟盒放进外套内袋。

     回到家，他没开灯，直接走到书桌前，把建委档案的打印件全部摊开。

    顾问费明细、支付周期、签章位置，他一项项对照。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附件页脚的一行小字上：“附：项目协调会参会人员名单及意见记录”。

     他翻到下一页。

     一张A4纸，打印着二十三个名字。

    大部分是建委、规划局、财政局的干部，还有几个律师协会的代表。

    他逐行往下看，直到最后一段——手写批注，墨迹比正文深，像是后来加的。

     “以下人员对项目资金流向及顾问费合理性提出异议：林建国、周怀民、沈明远。

    ” 他的呼吸停了一下。

     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他盯着那三个字，足足看了五分钟。

    不是照片，不是口述，是白纸黑字，出现在一份被尘封二十年的政府文件里。

    他不是败诉后退场，不是妥协，不是认输。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他拿起红笔，在“林建国”三个字上画了个圈。

    笔尖压得很重，纸面微微凹陷。

    然后在旁边写：“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对吗？” 他把整页复印件钉在墙上，贴在“建委档案”节点的正上方。

    红线从老周的名字拉出来，穿过“遗言”，连到这份名单。

    他又抽出一张空白纸，写下三个名字，用方框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