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杨树斌案(3/3)
子。
终于在老街坊梁栋嘴里听到关键信息:前两年我爸住院,见着杨树斌他弟了,改名了,叫王啥凯...在神经内科,床头的名牌我瞅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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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王啥凯这条线,警方在医院档案里翻了三天,终于在一堆泛黄的纸里找到了王学凯。
照片上的人穿着病号服,眼神躲闪,可那鼻子、那嘴,和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一模一样。
再查,发现王学凯的母亲叫刘凤云——和杨树凯母亲同名,只是出生日期改了三年,像把时间往前拨了个小齿轮,却没完全遮住原来的刻痕。
杨树斌肯定也改名了。
许建国盯着地图,手指点在内蒙包头的位置,查内蒙包头,所有叫王学某的人!
三天后,包头市的户籍系统里跳出一个叫王学礼的男人。
照片上的人白白净净,穿着西装,文质彬彬,可那双眼睛里的狠劲,像藏在棉花里的针,和逃犯档案里的杨树斌如出一辙。
更巧的是,他开的台球厅隔壁,有个叫王学国的人卖保健床垫——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笑起来嘴角歪向一边,正是张玉良。
最后的抓捕
2011年11月3日清晨,包头市的天刚蒙蒙亮,街边的早点摊冒着白汽。
杨树斌躺在足疗馆最里间的包间里,闭着眼享受按摩。
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帘缝里挤进来的微光,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亮线。
他现在是王老板,开着足疗馆、游戏厅,有个五岁的儿子,周末会带孩子去公园喂鸽子,没人知道他手上沾着多少人命。
王哥,您这人真稳重。
按摩技师闲聊,精油的香味在屋里弥漫,别的客人一黑灯就动手动脚,您从来都规规矩矩的。
杨树斌笑了笑,没说话。
黑暗里,他总能想起吉林那栋老楼的瓦罐,想起下水道里的碎肉——这些年,他用假身份活成了成功人士,可午夜梦回,总觉得有血从地板缝里渗出来,漫到床边,凉得像冰。
突然,门被猛地踹开,一声撞在墙上,震得灰簌簌往下掉。
一把手枪顶在他脑门上,冰冷的金属贴着皮肤,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
许建国的声音带着寒气,穿透了屋里的精油香:杨树斌,别装了。
他愣住了,随即笑了,笑声里带着点释然:建国啊,好久不见。
同一天,张玉良在他的小店里被抓。
他老婆举着菜刀从隔壁包子铺冲出来,刀刃上还沾着面粉,你们放开他!的哭喊撕心裂肺,被特警一把夺下,菜刀掉在地上,在水泥地上磕出个豁口。
吉红杰送孩子上学时,穿着米色风衣,牵着孩子的手,阳光照在她脸上,像个普通的母亲,直到被伪装成路人的警察摁在地上,风衣的下摆沾了灰。
吴红叶在煤场里正算着账,算盘打得噼啪响,手铐锁上的那一刻,他手里的账本散落一地,煤末子混着纸页飞起来,像一群黑蝴蝶。
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
许建国给杨树斌递了根烟,烟雾在两人之间缭绕,像一层模糊的纱。
大斌,通江街6号还记得吗?许建国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心上,你19岁第一次杀人的地方,离队里就拐个弯。
杨树斌猛吸一口烟,烟蒂烫到手指才回过神,烫出的红印像个细小的血点。
他终于开口,从1993年哈尔滨的台球厅命案,到2002年吉林的碎尸案,一桩桩,一件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窗外的天慢慢黑了,审讯室的灯光亮了一夜,像一座不眨眼的灯塔,照在人性的深渊上。
尘埃落定
2016年11月2日,刑场的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割。
杨树斌和张玉良穿着囚服,站在灰色的墙前,远处的烟囱冒着白汽,在阴沉的天上拖出长长的尾巴。
临刑前,张玉良对记者说:别学我们,一步错,步步错。
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杨树斌望着远处的天空,嘴里念叨着什么,没人听清,也许是在说那些被他扔进瓦罐的生命,也许是在说那个戴着钻戒的午后。
枪响的那一刻,包头市的游戏厅换了新老板,员工们议论着王老板突然失踪的事,像在说一个神秘的传说。
足疗馆的技师们还在闲聊,说那个稳重的王哥再也没来过,按摩床的缝隙里,还卡着一根他掉落的头发。
只有许建国站在刑场外,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逃犯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桀骜,穿着花衬衫,嘴角叼着烟,谁能想到,他会用九年的逃亡,给自己画上一个血色句号。
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飘过,像无数个被遗忘的日子,终于落了地。
下水道里的碎肉早已被冲散,顺着城市的脉络流向远方,可那些被剥夺的生命,终究在法律的阳光下,等到了迟来的正义。
就像老楼拆了又盖,罪恶埋了又挖,总有一束光,能照进最深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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