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的喜悦如同金色的阳光，洒满坡地。

    第二季红薯的收获量更胜以往，仓储再度充盈。

    破庙联盟的“富足”名声，随着商队和流民的脚步，传播得越来越远。

    这一次，涌来的不再仅仅是面黄肌瘦的逃荒者，开始出现一些带着简单工具、怀揣些许技能的匠人，甚至是少数读过几天书、试图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落魄文人。

     如何消化这些“新血”，成为联盟面临的新课题。

    单纯的救济和收容已不足以应对。

    林川意识到，必须建立更开放的机制，将外部流入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内在发展的动力。

     他首先对“入户”程序进行了规范。

    新来者需有联盟内部成员引荐或担保，经过简单的问询记录，明确其技能特长和落户意愿。

    对于携带家眷、有明确劳动能力的，按现有规矩分配荒地、提供初始种薯；对于有特殊技能的匠人，如那位主动投奔的、会烧制粗陶的李窑工，则予以优待，划拨场地，甚至提供少量“薯金”作为启动资金，鼓励其重操旧业。

     李窑工的到来，引发了小小的波澜。

    他试着用附近的粘土烧出的陶罐，虽粗糙黝黑，却比原有的木桶、石臼轻便耐用得多。

    这引起了张五等原有工匠的好奇，也带来了一丝隐性的竞争。

    张五的铁匠铺开始更用心地打磨农具，试图在实用性上不输于新来的陶器。

    这种良性的竞争与交流，悄然推动着手工业技术的缓慢进步。

     人口的异质性增加，也对既有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冲击。

    一位自称姓吴的落第秀才，在听了晚间篝火旁的“乡约”讲解后，摇头晃脑地评论道：“此约虽切于实用，然文辞粗鄙，不合圣贤教化。

    欲长治久安，当兴庠序，明礼义。

    ” 他的话引起了一些年轻子弟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半大孩子。

    丫丫第一次对林川的教学产生了疑问：“小虎哥，吴先生说的‘礼义’，是不是比认字算数更重要？” 林川没有直接否定吴秀才，而是在一次议事会上，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

    “吴先生提议兴办学堂，是好事。

    但学堂里该教什么？是只教圣贤书，还是也教种薯、算账、识药材？” 王老栓吧嗒着旱烟袋，瓮声瓮气地说：“娃们能认字明理，当然好。

    可要是光学成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在这世道顶啥用？俺看，都得学！” 这番朴实的话赢得了大多数人